作者：白杏珏

　　熟悉现代文学史的读者，读到“京派”二字的第一反应，就是上世纪文坛著名的“京海”之争。在文化语境中，所谓“派别”总是因争论而起，最终达到“分而治之”、各自安好的结局。文坛的纷争骤然而起、倏忽而落，但正是有了这场卷入了沈从文、鲁迅等大家的争论，“京派”才得以成为一个流派，一个形容词，一个意味深长的能指。

　　“京派”是一个超越地域的概念。如果说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代表了作为城市的北京，那么“京派”就代表了作为首都的北京。个中差别，就在于“京派”不拘于一时一地，不在意一个人的出身与语调，不强调“与众不同”，而追求“和而不同”。换言之，地域文化是要划界限的，不论是方言还是民俗，总之要与别处区隔开来，但“京派”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质素，就是要以文化为河道，融百川之流，自成一派文脉。沈从文、废名、俞平伯、朱光潜……

　　这些人物并非生长于北京，却在北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便是京派的源头。

　　《京派》便是一本记录京派人物的书。只不过，这书里的人物不限于文学这一范畴，也与我们当下的时代更为相近。作者张永和先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量，都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老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以“京剧”作为毕生热爱的事业。正是因此，张永和对于“京派”的认识才最为准确到位：京派人物不单是京籍人士。所谓京派人物，在于“他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范儿，有那么一点点老北京人的味儿和老北京人的风格。”这里的风格，大约就是包容自在、从容沉潜的风格。

　　这书里都有哪些人物呢？有京籍的京派人物，如老舍、连氏父女、翁偶虹、郑振环，都是世世代代生于北京的旗人；还有原籍虽不是北京、却出生于北京的，如江苏常州武进籍的吴祖光、浙江瑞安籍的黄宗江、湖北江夏籍的谭元寿、江苏泰州籍的梅葆玖、山东牟平籍的姜纬堂、河北雄县籍的李小春、安徽歙县籍的过士行。

　　当然，书中占绝大多数的人物，既不是北京籍，也不生于北京。如出生在湖南长沙的周贻白、河北香河的张中行、河南项城的张伯驹、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广东梅县的中杰英、河北保定的阎肃和苏叔阳、山东肥城的欧阳中石、山东烟台的阎崇年、天津卫的杨晓雄，还有生于苏州长于天津的新凤霞、山东汶水的孙悦遐、辽宁鞍山的王蓉蓉、黑龙江哈尔滨的小白金等。

　　永和先生最熟悉梨园，因而书中人物大多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既有谭元寿、梅葆玖这样的名角，也有翁偶虹这样的名编，还有张伯驹这样的名票。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文史名流，作家如汪曾祺、书法家如欧阳中石。这些人物，无一不体现出了“京派”特色，接人待物自在从容，台前幕后乐在其中，悠游于京城的文化圈中。

　　书中的多篇文章，托张老先生的福，笔者都有幸“预览”过。永和先生说着一口好听的北京话，或是因为长期浸润于评书戏曲之中，每当话说得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顿挫自然、长短相宜的节奏。而读他的文章，正如听他说话一般，清楚明白，娓娓道来，还时不时地使几个有趣的“包袱”，颇有现场感。

　　在笔者看来，永和先生写文章是有“京味”的，以“京味”说“京派”，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以“京味”写“京派”，其秘诀之一在于化自京腔京韵的文字节奏，秘诀之二便是他亲眼所见的北京人物、亲身参与的北京故事。写名人轶事，最重要的便是一个“真”字与一个“趣”字。道听途说，失之真；照本宣科，失之趣。若要做到有“真趣”，那必须得有亲身的经历。《京派》书中故事，都源于永和先生与书中人物的交往，其中很多人更是他的多年师友。有此基础，永和先生才能做到“写出人物的亮点”。

　　永和先生自云：“我写的这些人物不是纵向写，而是截取那些有趣味的横断面来写。”什么叫有趣味的横断面呢？比如，汪曾祺先生爱吃密云水库的鱼头，每逢开会，若会后餐桌上有鱼头，那么他便一定“压桌”最后才走，还会拿出自带的“酒嘟噜”来佐菜。当汪老吃饱喝足，永和先生便会早早“守”在他的房间里，请他趁着酒兴，讲一讲梨园趣闻。再比如，人人皆知新凤霞与吴祖光伉俪情深，却不知他们在生活中相处的生动细节。话说有一天，吴祖光忽而给张永和打电话，紧张地说：大事不好，我的电话被监听了！当时还年少的张永和听完心下一惊，正要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突然又出现了新凤霞的声音——原来，是二老家中安装了“子母机”电话，而每当吴祖光老人通电话时，夫人新凤霞总会忍不住拿起电话来听，有时甚至还慨然加入讨论！这种“多人通话”着实令一向严谨的吴老头疼，但始终也没有解决良策，只得任由夫人“想说就说”。相比于一些神乎其神的爱情传奇，这样真实生动的生活琐事，更体现出两位老人相依相知的“一世情深”，令人读来羡慕不已。

　　以“京味”，说“京派”。更多的京派故事，笔者也不再透露了，且待读者开卷自寻吧！（白杏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