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两个“世界”和两个“傻子”

——评四川人艺版话剧《尘埃落定》

　　作者：王淼

　　如果说《白鹿原》是汉族人民的史诗，那么《尘埃落定》便是藏族同胞的史诗；如果说《平凡的世界》展现了时代转型大潮中年轻人与这个世界的抗争，那么《尘埃落定》便描写了土司制度落幕前，发生在中国的边鄙之地的一群藏族土司之间的奇特故事。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21年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将小说再次搬上舞台，试图在戏剧舞台上再写一首藏风长诗，再造一个“傻子”。

　　无论是《废都》对当代“士人”的嘲讽与哀悼，还是《茶馆》对既往的祭奠和埋葬，我们都希冀以文字的力量构建一种宏大叙事。过去的20年是疲于金钱的20年，很多人丢失了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精神家园，然而物质外壳的华丽永远无法掩盖精神的暗淡与缺失。因而，戏剧在迷惘与惶恐中选择了文学经典暂慰不安的魂灵。《尘埃落定》便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舞台艺术作品。

话剧《尘埃落定》剧照

　　作为二度创作的改编剧，人们常常将戏剧与原作两相比对，以辨析舞台呈现的优劣。面对优秀的原作以及庞大的读者群，二度创作的艺术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毕竟舞台的时间空间有限，无法完整再现一部长篇小说，如何取舍便成了戏剧二度创作的核心。话剧《尘埃落定》忠实原作，充分利用舞台特征，创造了两个对话的空间，呈现了两个“傻子”的对话。

　　“傻子”的语言有两类，一方面是他与剧中人物的对话，另一方面是他内心的想法，而后者在剧中占有较大的分量。所以，剧中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剧中真实的世界，一个是“傻子”脑海里的世界。这样的表现手法若是放在其他人物身上或许显得有些牵强，而放在既是“傻子”又是“先知”的二儿子身上，则再合适不过。就像“傻子”自己说的，他或许是神派下来结束这个制度的。

　　两个世界的交织和对话构成了该剧的亮点。在小说里，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直接付诸笔端，而在舞台上则需要用行为或表情表达出来。而该剧的编剧则大胆采用大段独白，巧妙地在现实和精神两个世界之间来回切换。这或许削弱了想象的空间，却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傻子”——一个是傻子本体，一个是先知，他是合二为一的人。这样的构思深得原著的个中三昧。“傻子”是这部小说最核心的人物，更是这部剧的灵魂他有三分傻气，却有七分智慧，大智若愚。这也是话剧版与川剧版、电视剧版最大的不同。

话剧《尘埃落定》剧照

　　“傻子”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当大家争先抢后种植罂粟的时候，他知道该种粮食了；当茸贡土司带着女儿前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拿下这个女人。而他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在于他的反差——傻子本应比常人差，但他比正常人更聪明。那么到底谁是傻子，谁又是正常人呢？或许，另一个世界的“傻子”才是真正的自己。另外，“傻子”除了承担“叙述者”的功能，还拥有上帝视角。从平面文字叙述到立体时空舞台，“傻子”在一个角色中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在戏剧表演上，布莱希特提出了陌生化、间离的概念，要求演员“将自己与表演术分开”，本质在于打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幻觉”，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在共鸣之外，生发一种新的形式。话剧《尘埃落定》便是这样的一部剧。导演生怕观众陷入舞台幻觉之中，不断利用各种舞台手段告诉观众——这是演戏！作为叙述者的“傻子”是全戏的引领者，带领观众窥视土司家的兴衰与狂欢。他的独白便是导演“间离”的手法。在他的叙述中，观众不再陷入幻觉，跟随“傻子”一起思考人生，思考现实，思考土司的末日审判。

　　改编剧对于批评家而言，常常陷入操作的困境。因为无法清晰地将原著与改编作品区分开来，尤其是话剧与小说，甚至于陷入幻觉——哪个是舞台，哪个是小说？还原是该剧最大的特点，然而改编剧不应将还原作为终极的目标的追求。欣喜的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导演更多的艺术思考和手法调动，最终为我们呈现了一桌丰盛的舞台盛宴。

　　（作者系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