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你得过流感吗？”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是个很普通的问题，因为得流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然而，回到过去，这个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它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以下简称《流感大历史》）多维度地揭示了其中的缘由。时下，疫情防控已趋常态化，阅读这本书能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现实。

　　本书的书名直译过来应当作“大流感的历史”，但中译者显然未止步于此，而是做了一定的处理。不得不说，这一细微的改动十分巧妙，也更加突出了本书的特色。书中讲述的内容之“大”其实正是落脚在了“历史”而非“流感”之上，“流感”只是撬动“历史”的那个支点。有关流感的历史著作已有很多，不少均是以“流感”为主角的独角戏，这些著作对我们深度理解流感这一疾病大有裨益，但仅仅就“流感”而论“流感”则未免透露出些微的“小历史”格局。

　　“流感”不只是一个被定义的医学概念，它凝聚了丰富的社会意涵，能够衍化为一个具有广袤想象空间的社会学语词。相比之下，《流感大历史》的焦距更长，它立足社会史，打造了一个观察流感的大广角镜头，从而排演出一台以流感为背景板的“大历史”舞台剧，把形形色色、缤纷多彩的社会角色都推到了聚光灯之下，供大家欣赏。

　　所谓“大历史”，即通过研究某个历史对象来展示大大超出这个历史对象本身内容的一套历史书写方式。你能想象从小小的病菌出发，融贯地讲述人类文明的变迁史吗？威廉·麦克尼尔的名著《瘟疫与人》为以疾病为中心的“大历史”写作提供了成功的例证，而《流感大历史》的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则将“流感”作为攻城略地的战车，向着“大历史”这座堡垒发起了冲锋。

　　霍尼斯鲍姆写作流感的“大历史”之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研究的历时性大大扩展，二是升级了讨论的议题之广度与深度。

　　历史学家尽管对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声名狼藉的“西班牙大流感”——做了仔细研究，但未能延伸到1889年至1893年的“俄国流感”大流行或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的流感复发。他们也没有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感流行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流感大历史》则从19世纪中期的历史说起，尤其是把1847年至1848年流感暴发期间英国登记总署采纳一种新的登记制度作为一个关键事件。英国登记总署大致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它采纳的新登记制度利用全国登记与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生命统计表，从而测量出常态地区与疫情地区的死亡率差异；同时，还借助统计疾病的分类法将报告的死亡情况进行了登记，从而使登记总署能够计算一系列疾病的年死亡率。这些举措对于当代人来说似乎司空见惯、不难理解，与19世纪中期以前相比，却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大创新。正是因为在这种新登记制度下的表现十分“亮眼”，流感才真正变得“可见”。

　　随着印刷业的大繁荣，报纸发行变得廉价，到了19世纪末，流感的“可见”度被进一步放大，从而成为大众口中的科学话语。正当此时，俄国出现了流感大流行，在全球电信网络的中心伦敦，经由电报讯息和新闻报道的大肆发酵，流感大流行成了公共空间史无前例的监督对象。于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俄国所暴发的疫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造成了“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在医学界对流感病因抱持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烈火烹油般冲击着大众不安与恐慌的情绪。霍尼斯鲍姆检视流感之“大历史”的另一扇窗户——“恐惧”，被打开了。

　　霍尼斯鲍姆标榜其写作结合了情感史，特别是他集中展示流感与“恐惧”间的互动。对流感的恐惧不仅具有生理学的解释意义——流感的发作会伴有特殊的“神经系统紊乱”与其他令人担忧的“神经后遗症”，包括神经痛、神经炎以及忧郁症、抑郁症等，也具有生命政治学的内涵。19世纪末，俄国流感触动的恐惧神经推动着公共空间关于流感的医学、社会话语，演变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文化焦虑的晴雨表。

　　通过追溯流感大流行间隔期间的这些话语，霍尼斯鲍姆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当英国处于和平时期，对流感的恐惧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工具，而在1918年，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流感带来的恐惧则被政治化，受到了严格管控。所谓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即是将生命健康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格局关联起来。

　　比如，1895年初春，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得了流感后，与失眠症开展了长达6周的斗争，这牵出了一场政治危机。此时正是他执政的关键时刻，政府却陷入了瘫痪，然而，将其个体生命遭遇的健康危机作为政治工具，他反而最后得到了广泛同情，度过了危机。又如，消费者对流感的恐惧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家专利药品公司轻易地向公众推销了一种对付流感的“万能药”——石炭酸烟丸，但其实根本是谎言。1914年至1918年，为了团结对抗共同的敌人，英国整肃新闻舆论，对平民宣扬坚忍与“持久力”。因此，西班牙流感最初暴发时并未引起英国社会过多注意，更有被有意识忽视的意味——此时的英国人不需要对流感的恐惧；然而，随着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急速攀升，为了稳定后方，英国的公共空间恢复了强调流感风险的话语，对流感的恐惧又甚嚣尘上。

　　历史与现实总是交相辉映的，思考历史、研究历史、阅读历史都是为了观照现实。《流感大历史》还勾画了晚近流感大流行（具体来说，是2009年H1N1流感暴发）的轮廓：一种“新的歇斯底里”。由于H1N1流感与西班牙大流感有病理学的近亲关系，不少科学家给出了相当悲观的判断，加之媒体渲染，似乎一场类似西班牙大流感的灾难即将降临，新一轮关于流感的恐惧情绪也蓄势待发。然而，这是关于流感的创伤记忆与现代科学知识交互编织出来的幻象，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依然无法预测流感大流行的暴发。

　　总而言之，霍尼斯鲍姆描绘了流感与人类社会的“互构”关系，流感被人类社会建构出来，同时，人类社会也被流感所形塑。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共时性的交替轮回之中，人类与疾病的关系得到了准确表达。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与疾病之间玩的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疾病也并不完全是人类社会的对立面。对待疾病，人类绝不能过分狂妄自大，反而是要加强对自身的反思，学会与疾病和谐相处、和平共存。

　　正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为本书作序所说，“我们既不应该过于自信，认为人类已经具有征服所有传染病的能力，也不应该过于悲观，认为新的传染病会征服人类。面对传染病，多了解一点传染病的历史，我们将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现在正在流行的这场传染病。”对于此时此刻正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我们来说，这不是空洞的说教，也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