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　颐

　　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这是该书的首次中译版。

　　该书由北大学者刘华杰作序。刘华杰说，英文版于1996年首次面世，在20世纪末对他个人打开博物学文化的思路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言非虚。笔者案头有刘华杰若干部著作，在包罗万象的《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里，第14章专门讲述“女性的博物学参与”，正是以安·希黛儿和《花神的女儿》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的。

　　希黛儿用《花神的女儿》命名作品，探讨“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寓意非常贴切。这部作品呈现数十位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的女性的事迹。她们参与各种与植物学相关的活动，如阅读植物学书，参加植物学讲座，与博物学家们通信，采集本地的蕨类、苔藓和海洋植物，绘制植物画，建立标本馆以供进一步学习，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等等。希黛儿希望人们重新关注这些被遗忘的女性以及她们的故事。

　　作为博物学倡导者，刘华杰的注意力集中于博物学的相关历史，但是，他忽视了该书另一方面的，也可以说，更深层的主题。作品的立意并不是向大众讲述一些女性与花的趣闻，也不只是强调女性做了多大贡献，希黛儿在序幕里就强调了：“本书的特色在于研究女性实际参与过的科学和文学活动，重点是把植物学当作精心筛选过并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活动之一。”也就是说，怎样精心筛选并符合社会规范，以及其中内涵的性别特征，才是重点。

　　女性与花，仿佛天然就有联系，花神的美丽形象也寓意了植物学是美丽的，可以成为女性的优雅追求。在历史的很长时段，女性必须安居于室，对于无法自由外出的女性来讲，比起劳碌枯燥的家务活，打理花园显然要有趣得多，而且这是被社会赞许的生活方式。

　　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植物学文化活动。植物学被看作一门适合女性的科学，在当时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下备受推崇。人们认为，植物学与传统观念里女性的天性和“本职”角色是一致的，符合作家和文化仲裁者们对女性和家庭意识的性别化假设，成为塑造女性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植物学可以让她们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以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来评定，这是培养女性气质的重要手段。

　　那个时期母亲身份的社会建构之一，就是把母亲提升到教育者的崇高地位。小说家夏洛特·史密斯在《乡间漫步》里塑造的伍德菲尔德夫人，就是通过谈话向侄女输送教育的理念，将植物学热情用到母亲职责和性别意识形态的教育中。萨拉·霍尔在作品《诗歌：植物学爱好的乐趣与益处》里，肯定了女性探究植物的道德和宗教意义，同样强调母亲和家庭职责。

　　对于当时众多女作家来说，母性和家庭意识议题是她们在社会、智识和经济上的资源。在18、19世纪的植物学文化中，家里的女儿利用艺术才能为家族事业贡献力量，成为女性“隐形劳动”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英国，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女作家们大多只能写与自己性别相宜的作品，轻言细语、娓娓道来，书札风格的植物学通信就成了她们的最佳选择。希黛儿说，亲切的科普写作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家里学习，家庭氛围意味着亲切熟悉，这一写作模式也展示了理想化的家庭生活。

　　即便是博物学写作这一较为宽容、受到鼓励的领域，女性的写作仍有很多顾忌。这一时期博物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奈分类学系统的传播。林奈学说的根本特点是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进行分类，对生殖的重视是林奈走向性体系的第一步，关于植物生殖过程的拟人化描述让他遭遇了“淫秽下流”的指责。那么，英国女性在阅读和写作植物学书籍时要如何克服文本和性的困境呢？书中谈到了一些做法。比如，当时有名的博物学家威廉·威瑟灵在翻译林奈作品时，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的美丽纯洁，刻意地把一些专有名词和过程做了处理。还比如，萨拉·菲顿采用匿名方式出版了《植物学对话》一书。但凡对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当时的通用做法，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都曾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女作家们在写植物学时也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故意呈现“去女性化”的叙述方式。

　　希黛儿的笔端流露惋惜之情，萨拉·菲顿并没有从《植物学对话》进一步走向植物学科普的职业道路，这在职业化语境下毫不奇怪。对维多利亚早期的女性们来说，植物学为她们提供了多重机会，她们的植物学基于家庭，是家庭教育和家庭活动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智识生活。可是，社会标准预先就限制了女性的领地，林奈学会和皇家学会都不接纳女性会员，伦敦植物学协会对男女一视同仁，接纳了10%的女性会员，然而女人们仍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觉自主地加入，更难以成为核心会员。从1760年到1830年，性别化的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的大门，但在之后，同样的性别化观念却阻碍了她们参与植物学文化，女性先被推进了植物学的大门，然后又被驱赶出去。在19世纪30到60年代，植物学越来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学，“植物学家”的标准形象也被设定为男性。

　　《花神的女儿》一书揭示了，所有对植物学做出贡献的女性在方式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被囿限在既定的范围之内，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对抗她们身为女性的处境，这种对抗大多是无意识的、缺乏力度的，她们没有想在根本上挑战传统家庭的权力平衡，反而是在加固和强化父权制文化中关于女性温柔娴雅品格的形象，关于女性气质的理想观念让她们获得了进入博物学领域的机会，最终也使得这种理想成为一个短暂易逝的幻想。（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