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持灯者的痴狂

　　作者：林好男

　　在老一辈翻译家里，许渊冲先生始终是一个异类。很少有同行像他这样，在人生步入黄昏时仍燃烧着青春年代的炽烈与激情，丝毫不打折扣。对翻译事业永无止境的追求，对美学观点寸土必争的执拗，让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饱受争议。他抗争过，自省过，也曾在不同时期一次次地发表文章，主动或被动卷入围绕他的作品所展开的论战之中。

　　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许渊冲的名气越来越大，但论战激起的水花却越来越小。时代变了，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处境在变，读者群体在变，许渊冲却丝毫不变。6月17日，这个身形高大，说话嗓门同样高亢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世界，离开了他战斗了一辈子的翻译舞台，那些笔下的壮怀激烈，将继续替他诉说着一个文人的清高与坚守。

　　许先生将莎士比亚那句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要不要这样过日子”，他用一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可能不尽完美，也无法令每个人满意，但能活得纯粹而坦然，将全部精力投诸毕生所爱，这已是大多数人难以奢望的成绩。公众不吝于将溢美之词送给这位穿越了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这是一种朴素而真诚的反应。许渊冲代表着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也代表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执着与热忱。他传奇而天才的语言天赋，与杨振宁、钱钟书等大师的交游轶事，与夫人照君模范式的爱情，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值得仰望的神话。

　　许渊冲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独创的“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形美，坚持翻译出来的诗歌和原诗的格律一样齐整合韵，在情境与韵味上尽显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在直译与意译之间，他坚持选择后者，有时候甚至直接改动原作，要么去掉原作中的已有内容，要么添加本来没有的内容，以达成心目中理想的翻译效果。

　　比如，在《包法利夫人》的译本中，许渊冲不止一次改掉福楼拜的比喻，用自己的二次创作取而代之；更著名的例子来自《红与黑》，全书最后一句的“Elle mourut”，在法语中明白无误地表示“她死了”,许的版本将其译为“魂归离恨天”。这部译作在1995年引发了一场论战，如潮水般的批评声音将许渊冲淹没。在这场论战中，不少评论家认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信”是不可动摇的基础，任何脱离了作者本意的“达”与“雅”都是虚假的空中楼阁。许渊冲则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应该发挥母语优势，战胜作者原文的观点。他还将自己的翻译称为“不忠实的美人”，为了追求美的至高信念，可以部分舍弃求真，把意境与韵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力求表现出中文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精髓、风骨与神采。

　　翻译是一门关于缺憾的艺术，在语言与语言的转换之间，一代又一代译者总要撞上那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减少翻译过程中的损耗与误解，让译文无限接近原文，甚至超越原文？怀着对翻译巨大的爱与使命感，许渊冲为此付出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这是一位老人与时间的赛跑，虽然步履蹒跚，却从未停止前进。

　　在许渊冲成长的那个年代，翻译一度承载着开启民智、传播先进思想的重要意义，这也给译者留下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时过境迁，如今的翻译行业早已形成了一套高度专业化、逻辑化的工作流程。忠于原文、对等翻译往往意味着平稳与安全，个人风格过于鲜明的翻译越来越不为业界所推崇。对翻译速度的追求与读者群的萎缩，令从业者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这份工作带来的报酬与获得感，却已无法同日而语。这一切，更令许渊冲与时代有了某种奇妙的错位。他像一位持灯者，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字的隧道；他像一面透镜，折射出那个远逝年代里的风雨激荡与浪漫洒脱。

　　如今，我们不缺少引领文化潮流的路标与光源，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更是令人感到乱花渐入迷人眼。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翻译，已经难以追上时间。所以，我们会怀念许渊冲先生，怀念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也怀念他将翻译事业视为使命的如痴如狂，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稀缺品质。只要许渊冲这一代译者尚在，我们似乎仍能安慰自己说，当下和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微妙而神秘的联结。

　　时间是译者的敌人，任何翻译都是某时某地、某种社会心态与个人理念的特定产物，因此总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产生新的隔膜。从这个角度上说，今时今日仍有那么多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被人阅读、珍视与崇敬，已是一个翻译家所能希求的最高礼遇。“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人已逝，文字长存。

　　在批判争鸣中持续地阅读与超越，为下个时代保留一份更优秀的翻译。不造神，不遗忘，这或许是对许渊冲先生，以及他代表的那一代翻译家最好的纪念。

　　（作者林好男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