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尽管知道汪黄任是“四舍五入的95后”，见到真人时，依然觉得他比想象中显得年轻许多。青春蓬勃的脸，休闲宽松的白色T恤，反戴着的鸭舌帽，话语间惯用的网络热词，时而流露出的锋芒，如同街上随处可见的潮流青年。以致反应了数秒，才将眼前的男生和此前所见新闻图片上的“汪国真之子”的形象重合为一张面孔——那是2015年4月底，在汪国真追悼会上，当时刚满20岁的他手捧父亲遗照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在环境的肃穆中，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庄重。

幼年汪黄任和父亲汪国真。

　　距父亲汪国真去世，已经整整六年了，其间汪黄任大学毕业，回到北京，进入媒体工作，从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最近，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城池：我和我的父亲汪国真》。初见此书，以为不外是名人之后对父辈的摹写与追忆，多少会有为尊者、亲者讳的美化成分，然而真正读时才发觉，这是一部坦诚的父子之书，一部交杂阵痛的成长之书，与其说是回顾父亲，不如说更是在回顾一种成长于特殊家庭环境中的年轻自我；而在此中，汪国真褪去大众诗人的光环，以一个普通父亲的面目出现，在儿子的生命里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他，或远或近。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并不是这对父子关系、这场家庭教育的主调，相反，很多时候伴随着磕磕绊绊的龃龉，成长的剖面上是血缘与人性的复杂纹理。

　　1994年底，汪黄任出生在北京复兴医院（那时他还叫第一个名字汪嘉豪），汪国真当时已38岁。早在四年前，他已声名鹊起，是炙手可热的大众诗人，粉丝无数。辗转全国签售时，在河南一家不起眼的书店里，遇到当时正好在出版社工作的汪黄任妈妈，随后两人相爱、结合、生子——从某个角度说，汪黄任的诞生直接与父亲的名人身份有关。这个身份为他的成长带来过光环，但多数时候，光环是遥远不可及的。在他幼年时，父母因种种分歧离婚，母亲将他带回河南老家，在那里几乎完成了全部学校教育，一年中与父亲的见面接触十分有限，甚至一度连父亲到底叫什么名字都没弄明白。在小升初、中考、高考等关键的成长节点上，又几度阴差阳错，将原本有机会接近的两人推远。青春期的儿子年轻气盛，试图选择自己的路，而成名已久的父亲谨慎守正，希望儿子规规矩矩走在最正统凡俗的道路上，冲突背后，是父子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各自所身处的早已变化殊异的时代。

　　正如书名“城池”，化用自汪国真写给儿子的诗句“去建一座美丽的城市，证明自己是最富有创意的设计师”，城市/城池是他对儿子的期许，但在儿子理解中，也是一种相互封闭、隔膜的象征，就像英文书名Gap，裂隙或隔阂，渗透在人生前二十年中，使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彻底弥合，彼此都有留给对方的谜团。

　　在儿子诚恳的记述或者说剖白中，父子情感从不解、崇拜、厌恶到握手和解，充满了复杂的变数。而由无数记忆中的细节重构起的汪国真本人，也呈现出比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更复杂、丰富的人生和性格侧面。汪国真确有他的得意与骄傲，作为“老三届”，他经由刻苦的自我奋斗考入大学，接着写诗成名，日后以此经历反复训导儿子只要吃苦必能成事，乃至一度引起儿子的反感。在汪黄任的回忆中，父亲是个极为温和、有亲和力的人，这是父子关系虽时好时坏但若干年来能够平稳维系的重要因素，然而有些时候，父亲的温和也成为软弱和缺乏主见，虽享有外界的声名，关起门来，家庭生活却并不如意。

　　诗歌热退潮后，汪国真的名字和那个狂热时代一起被逐渐淡忘，而如今再提起时也难免伴随着文学性层面上的争议，但汪黄任真实看在眼里的是，后期的汪国真并未沉寂，依然追赶着变化的脚步，从书画、音乐到节目主持，拓展着人生的可能性。只是眼看重有起色之际，却因肝癌匆匆辞世，这令汪黄任想起来就颇感惋惜。另一个惋惜是，从他上大学到父亲去世前的一段时光，父子俩逐渐交心，关系回到最温情的阶段，他们本可以渐渐发展得更好、更融洽。

　　6月20日恰逢父亲节，读此书时，仿佛看到一个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典型样本，其间纠缠着崇拜与反抗、服从与超越，更有深深掩藏以致常被误解和忽略的温情与爱。但无论如何，如汪黄任在序言最后所说，“如今我离开了他的城池，朝向自己生命的旷野，绝尘而去”，我们永远都是以父辈为起点，向前行自己的生命之路。（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