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鸿

　　《理想照耀中国》以一流的创作阵营、创新的内容形态、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人民至上与民族大义的主题表达、纵横覆盖的时空范围，加上全媒体平台的传播和推广，引起了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共鸣，成为继《觉醒年代》之后播出的历史和主题的真正“续集”，表现了觉醒之后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道路，是中共百年党史的形象教科书，也是建党百年主题剧目的代表性作品。

　　该剧共40集，开创了一种“主题系列剧”的创作形态——各集之间在人物、事件、时间、空间上基本独立，没有故事上的因果联系，却由一条精神红线贯穿起来，通过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歌颂英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基本主题。从建党前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事迹，40个故事，成为了中共党史的形象教科书，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群像，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经磨历劫、创造辉煌的历程和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

　　按照“小切口、大情怀、正能量、青春态”的创作要求，40个短剧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直接去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一方面避免了近二三十年同类题材的重复，开拓了新的题材空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百年来不同身份、不同岗位、不同使命的共产党人的崇敬，表现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政党力量。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历史不仅仅是伟大人物所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些普通共产党人就是人民中的先锋队，把镜头对准他们，体现的正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创作态度。

　　全剧将建党百年的历史划分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革命时期（1921-1949），选择了《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真理的味道》）、长征途中为背一口行军锅而牺牲的炊事班（《雪国的篝火》）、以相机作为武器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我是小方》）、《把牢底坐穿》的“铁窗诗人”何敬平（《叛逆者》）等；建设时期（1949-1978），选取了从扫盲实践中总结出“速成识字法”的祁建华（《秀才遇到兵》）、献身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邓稼先（《冰糖》）、西北边陲的“白衣圣人”吴登云（《白骏马》）等；改革时期（1978-2012），选择了第一个个体户章华妹（《纽扣》）、带领16名下岗女工创立圆方公司的薛荣（《从头再来》）、国境线放牧守边34年的卓嘎姐妹（《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等；复兴时期（2012-2021），则选择了红色文化工作队乌兰牧骑（《我们的乌兰牧骑》）、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大学生村官雷金玉（《希望的田野》）、故宫文物修复师高飞（《下一个一百年》）等40个故事，不仅横跨百年历史，还传达了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历史进程，描绘了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种时代大势。

　　40个故事在题材、人物、类型、时代背景，甚至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发展节奏上都各不相同，应该说，创作上的难度是超过想象的。作品删繁就简，集中于关键性事件、着眼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特别是采取“情景性”的方式，让人物在特定的事件中、特定的氛围中，采用各种视听综合手段，创造一种情景交融、声情并茂的“情景”，通过一种“瞬间性”创造出共情共鸣的效果，像陈望道的喝墨汁，王莘病床上对奥运会的挂念等许多“情景”都成为观众们被感染、所记忆的“典型情景”。情景化，是主题类中短剧创作的一种重要经验，近些年在舞台表演、文化综艺、历史综艺、电影电视剧主题创作中也都有类似的探索，可以说，“情景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时代主题创作的重要方式。

　　陈凯歌和黄建新导演在总结《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经验时，曾经概括了12个字：历史瞬间、共同记忆、迎头相撞。艺术，要通过个体命运与历史瞬间的“迎头相撞”来创造具有共情性的共同记忆。这样的创作，既能有人物的命运感，又能有大时代的共同性。《理想照耀中国》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个体与时代之间的艺术联系。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都是大时代的切片，从切片中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也看到了这些共产党人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的内在联系。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制作者以及靳东、林永健、陆毅、王凯、王一博、邓伦、赵丽颖、张艺兴等众多老中青演员参与，使得剧作的整体艺术质量得到了基本保障，也使得“青春表达”与理想主义之间有了更强的气质上的共鸣。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