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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萌
在陕北,说书曾是一种重要的曲艺形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仅古老的艺术形式受到严重冲击,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也格外堪忧。曹建标拍摄的纪录片《书匠》就将镜头对准了曾经活跃在一道道沟壑之间,如今渐渐被人淡忘的盲人说书匠。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提出,从传统上来看,故事来自两个群体:一是商船上的水手,他们能带来远方的奇闻;一是本地的农夫,他们能带来世代的传说。陕北的盲人说书匠或可称之为第三种讲故事的人。说书盲艺人被尊称为“书匠”。他们被认为是“天赋神权”,不可被冒犯,不能被歧视,这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赋予,也是一种为了谋生的无奈之举。在西方叙事传统的源头处,盲人荷马为史诗奠基;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上,盲人书匠流淌着“三皇”的传承。三弦琴如同书匠们黑暗视域中的光亮,打开了独特的视听通感空间:它维系于土地,却又超脱土地而翱翔神域。
虽然传承的是一份古老的技艺,但书匠的现实境遇却无比艰辛。片中有两处细节令人难忘:一是延安的说书研究者曹伯植请书匠张成祥在快餐店吃饭,在这过程中曹伯植提醒张成祥:“你的勺子没舀上饭”;另一处是书匠张斌要外出,他的妻子平淡而关切地提醒他道:“你慢些”。吃饭、走路,这些本是最简单、最寻常的生活片段,对盲人而言,却是背后一遍遍的练习与克服。但无数次的操练和摸索,仍无法避免失误。盲人书匠只能靠记忆与嘴巴来贮存和输出头脑里的故事,他们称之为“卖嘴”。这种借助声音的技能,如今却因为久无营生而渐渐陷入“无声”与“沉默”,张成祥表演时的忘词和卡顿显示出这种因生疏而失误背后的无奈与无助。
庙会上,张成祥与新的“书匠”同台竞技。这些新“书匠”,三五成群,有专业的演出服装和乐队,称自己为“公司”。关键是,他们都是正常人,被称为“长眼书匠”。他们在表演场地拉起广告:“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这场竞技以张成祥的失利告终,观众们逐渐被“长眼书匠”吸引。可悲的是,因为看不见,张成祥无法判断观众的人数,只能竭尽全力地弹琴、高吼,为想象中的观众表演,哪怕面前早已空无一人。其实,这并不代表说书艺术在陕北失去了市场,相比“书匠”在时代的冲击下的无所适从,“长眼书匠”借助新兴媒介和新技能,抢占了市场。
事实上,《书匠》从一开始就在探讨传承的可能。影片中,年轻的陕北女歌手刘妍因参加电视比赛,专门拜访70多岁的说书研究者曹伯植。跟随刘妍寻访老艺人的脚步,影片也揭示了盲人书匠的当下境遇。这是影片的第一条线索,但是这条线索中断于刘妍决定转投“长眼书匠”贺四学习三弦琴。与盲人书匠为了生存而学琴不同,刘妍只是为了完成表演任务,就此来说,跟着贺四学习显然更加便捷而高效。几个月后,刘妍如愿地拿到了《星光大道》的周冠军。
纪录片的另一条线索是曹伯植想成立一支盲人说书宣传队。原本,张成祥是不想加入的,但与贺四同台竞技的失败,彻底掩埋了他最后的骄傲与幻想,不得不放下固执,加入了宣传队。宣传队终于在跌跌撞撞中成型了,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内部的争论与摩擦——既有三弦琴与琵琶的分野,又有继承内容的差异。这群向天而吟的歌者,始终低不下高扬着的头——那是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说唱姿势。他们热爱与坚守这份神圣而隽永的事业,将其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
张成祥在用炭火烤制木料时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因而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无法开口讲话,这对于说书人来说,或许意味着死亡已提前到来。在连绵不绝、起起伏伏的时代洪流中,透过纪录片破碎而抽象的符号,我们看到了鲜活的生命个体和跌宕路途里的旧人与新生。借由书匠们深邃的目光,我们得以望向正在逝去与转型的传统民间艺术;在书匠高昂百转的嗓音中,我们也聆听到了黄土地上回响的挽歌。
(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