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龚金平

　　春夏之交的杭州西湖边，杨柳依依，草长莺飞，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饱和的绿色中蔓延、生长。在这柳浪起伏，春意盎然的人间胜境，似乎最适合上演有关青春和爱情的戏码。而且，这些故事不能满足于明媚的忧伤或缠绵的情感羁绊，而应在温婉感伤，却又百转千回的嗟叹中，以不事张扬但又力逾千钧的方式道尽人生的万千况味。

　　影片《柳浪闻莺》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为背景，向观众展现了戏曲和戏曲从业者的浮沉。随着流行文化的强势登场和金钱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戏曲逐渐变得落寞和边缘化，两位戏曲女演员垂髫和银心也历经内心的失落、彷徨、挣扎与痛苦。她们的清高、倔强、尊严与憧憬，在时代的大潮中卑微而无用；她们对于自我人生的体认与追求，在现实的落魄中无人喝彩。这是戏曲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从影片的时间跨度只有1992年至1996年的处理来看，影片似乎并不热衷于表现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起伏，甚至对于戏曲的尴尬处境也只有非常克制的渲染。影片置于前景的是两位女性和一位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和超越性别、混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心灵交汇。

　　垂髫和银心常年在舞台上演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曲目也成为了影片中重要的“戏中戏”，并与现实世界里两位女性的情感关系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对话。在艺术世界中，垂髫和银心诉说着坚贞不渝的款款深情，并以爱情对抗秩序的冷酷。舞台上的心意相通，同声共气，是她们在现实世界里情同姐妹和情侣的延伸和想象性扮演。或许，影片可以像《霸王别姬》一样，让一位戏曲演员在模糊了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之后，内心陷入巨大的失落和痛苦中；又或者让另一位在舞台上刚猛豪迈的戏曲演员，在现实中显露其软弱和卑劣，进而让观众感慨人性的复杂，历史动荡中不变的深情和执着。但是，《柳浪闻莺》另辟蹊径，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讲述两位女性的内心成长以及无奈妥协，并渗透关于爱别离与求不得的深切体验。

　　《霸王别姬》在程蝶衣和段小楼之间加入了菊仙，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并让程蝶衣的深情与菊仙的刚烈反衬段小楼的轻薄和寡情；《柳浪闻莺》则在垂髫和银心之间设置了一位有着阴柔气质的男性艺术家工欲善，这三人之间的情意，涌动在同性与异性的含混地带。影片无意于批判人物的人性弱点或者性格缺陷，而是在一种平和的注视中，洞察人心的微妙，人性的复杂，内心的彻悟，并对人生的无望挣扎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

　　工欲善与银心在一起时，他本应体现男性的阳刚与直爽，对于情感的直接与强势，但他却习惯了被动与犹豫，这无疑让银心极为失望。在与垂髫的交往中，工欲善醉心于垂髫身上那种爽朗干脆的气度。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垂髫无力回天，工欲善的软弱也无法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影片在处理三人关系时，氤氲着一种迷离的恍惚之感。工欲善是现实世界中的男性，但他无法体现担当和勇气，倒像一位弱女子。银心在舞台上是被动的祝英台，但在现实世界中她一度焕发出大丈夫般的决绝。垂髫在舞台上英姿勃勃，饰演的是男性，但在现实世界里这种阳刚和豪迈毫无用处，她不得不做回被动的女性。

　　影片在一种克制的叙事风格中，冷冷地看着人物的命运辗转，情感纠缠，绝不以煽情的方式，表达对于人物的道德批判，而是在一种悲悯的目光中，看着人物如何与自己的人生目标失之交臂，如何与爱情渐行渐远，看着人物在奋力抓住命运的绳索时却坠入更深的黑暗。这种黯淡的人生图景，并非全然来自时代的更迭，又不像是人生无常的偶然，也不能归罪于男性的自私与无能，倒像是一种人生的常态，是人物在与命运交手，与理想角力时常常发出的那一声无力喟叹。

　　两位女性努力过，爱过，挣扎过，却终究只是一场空无。更令人唏嘘的是，两位女性最终的人生救赎都来自男性。垂髫一直被琴师保护，最后与工欲善抱团取暖。银心对于工欲善的温吞与懦弱极为不屑，但最后还是追随一位有妇之夫去了美国。影片可能想借此表达女性的无力和命运的残酷，但这样的结局多少是令人失望的。既然影片一直肯定两位女性的生存意志，褒奖她们的生命激情，观众情愿看到她们在遍体鳞伤后轰然倒下，也比蜷缩在男性的庇护下更能激荡人心。可惜，生活不是戏曲，没有那么多想当然的悲壮与飞扬，只有无数攀爬不到的顶点，无数曲终人散的退场与落幕。

　　在戏曲世界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要对抗的是封建礼教；现实世界中，两位女性显得更为独立，但她们的人生同样不自由。她们不想认命，不想放弃尊严，却陷入更大的无助之中。这是现实的反讽，同时也是影片在主题表达上的迟豫和茫然所致。这一点，从影片结束于垂髫在戏曲动作中定格，回眸，画面变成黑白也可见一斑。影片无法对两位女性的未来进行展望，只能让人物在时间的长河中停住，并风情万种地回首过往。

　　影片也许想表现女性如何向往人生的自由，彰显自我的价值，渴望理想的爱情，但她们的追求却落入男性织就的情感或金钱之网。在这个过程中，时代性的因素慢慢变得虚弱而渺远，现实的许多逻辑被抽空之后，两位女性的人生得救似乎必须来自婚姻，全部精神突围只能寄托于戏曲。这就可以理解，影片的时间跨度为什么只有四年，因为影片试图聚焦于两性情感之间的多元与暧昧，表现女性无措时刻的迷茫、成长与屈服，而不想在足够宽广的时空里表现命运的多种可能性，人生的多种诠释方式。（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