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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艺术电影:真与善的冷峻求索

来源:北京日报2021-07-20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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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冲

  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2020)去年和今年在多个电影节斩获奖项。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晦涩难懂的电影《关于无限》(2019)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拉斯·冯·特里尔的另类作品《此房是我造》(2018)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时遭到部分观众抗议,“电影结束时整个电影院空了一半。但是留下来的观众却全场起立,连续鼓掌6分钟向导演致敬”。北欧现代主义电影,从老一代的斯约堡、伯格曼、德莱叶,到年轻一代的特里尔、温特伯格等,都在尝试运用影像的方式去阐释一种哲学或者逻辑关系,去揭示既带有普遍性,同时又充满个性的视听表达。不但具有物质性,更具有深沉的创造力、精神性和导引性。

《此房是我造》

《他傻瓜,谁聪明》

《更好的世界》

《酒精计划》

《希望的另一面》

  在“阴影”中“认识你自己”

  李安上大学初期,受瑞典国宝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泉》(1960)影响,决定终生都要走这样的电影道路。其后也的确如此——李安在自己不同时期的电影中分别向伯格曼或《处女泉》致敬。《处女泉》是伯格曼42岁时拍摄的作品,揭示了他在那一时期对信念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和肯定态度。在伯格曼后来现代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假面》(1966)中,探寻人类社会的伦理之爱——“母爱”是否天然地存在这一普遍性问题。电影中拒绝说话而致力于静默的伊丽莎白为了趋同且追随快乐原则,不得不戴上人格面具,隐藏“二号人格”中阴暗的自己,去扮演符合“一号人格”——共同标准的非我,导致厌恶、恐惧和憎恨,同时亦见到了存在的荒诞性。影片结尾时,导演让女主角回归世俗社会,直面荒诞,犹如西西弗斯一样继续推动巨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终极英雄”。

  亚里士多德认为英雄就是“敢做和能做可怕之事的人”,这样的人在“认识你自己”的前提下,承认“至善的理念世界”的存在。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火柴厂女工》(1990)中的伊利丝,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好人:她爱父母,将自己的工厂收入悉数上交,她也单纯地爱那个知识分子。但她美好的愿景被寄生虫般的父母贪婪地剥削——父母禁止她爱美、打扮和跳舞,父亲甚至扇她耳光以示责罚。同知识分子一夜情后怀孕遭抛弃的事件,则折射了阶层差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女工伊利丝只是单纯地追求“真善美”,但这愿望被荒诞与虚无的秩序世界击毁。认清真相后,她进行非此即彼、以恶报恶的选择,以“摧毁”来结束秩序的恶性循环。考里斯马基此前的电影《罪与罚》(1983)中的拉依肯与之相似:他杀死了开车撞死人逃逸、又因证据不足逃离法律责罚的商人,他说他要杀的不是这个作为个体的“人”,而是“要推翻一种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操纵系统,是“法律机器”“科层化”与“辖域化”的控制体系。但他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悲哀地发现,他本打算杀掉一只虱子,却没想到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虱子”,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他的“超人”式动机而少掉一个“虱子”。考里斯马基的《希望的另一面》(2017)则从信仰问题出发,带领人们穿过认知的荒凉之地,到达超越之爱的彼岸。

  “生成-毁灭-生成”的循环

  北欧的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们在对人类普遍性问题进行思考方面,较倾向于将抽象概念带入视听之中,有时会使用极端电影的方式对“恶”“死本能”等问题进行思考与展示。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又被称为毁坏冲动、攻击本能或侵犯本能,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在完成“生成-毁灭-生成”的无限轮回与重复中,不断地以绵延的方式发展和流动。

  在丹麦导演苏珊娜·比尔的电影《更好的世界》(2010)中,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援救的伊利亚斯的父亲,具有尼采所蔑视的“打左脸给右脸”的“奴隶意识”,告诉儿子和他的朋友克里斯“脸被打并没有那么可怕”。男孩克里斯经历了丧母之痛,他为软弱、善良的朋友伊利亚斯复仇,以“死本能”向施暴者施暴,却使得自己陷入复仇的循环,并不能将其带出痛苦的境况。最后解决他走出“复仇”循环的是伊利亚斯的“善”,后者在最后关头冒险救下晨跑的一对母女,这让克里斯看到了真正的“强大”“善”与“复仇”。

  拉斯·冯·特里尔的电影《此房是我造》在论及“创造”与“毁灭”时,有如下表述:“你能说腐坏是好还是坏吗?很多人会说,这是自然作用,说到底是事物之间的化学反应,这是地球生命的基本原则,因此这说不上什么具体的好坏。”电影中还有“(房子)造出来就是为了被拆掉的吗?”这样的台词,论述“生成-毁灭”的无限重复与发展。

  温特伯格的《潜水艇》(2010)从儿童与少年的视角反映丹麦的社会问题:酗酒的单身母亲导致三个孩子不同的命运——由于两位少年因醉酒疏忽,导致小弟弟窒息而死,这成为兄弟两人一生的阴影。成年后,吸毒的弟弟为避免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试图通过贩毒赚钱而陷入不幸事物的重复与轮回中,在告知哥哥是个好哥哥因为他“尽力了”之后,弟弟选择自杀。在教堂的葬礼上,哥哥与侄子马丁再次相遇,“马丁”是他和弟弟施洗给当年小弟弟的名字。善良的兄弟二人都尝试去改变命运,一个在分崩离析中绝望,一个在绝望中凭借本性之“善”找到了希望。从母亲到弟弟,悲剧在重复,而“善”也在重复,温特伯格以“善”与“爱”的温情,为丹麦的“酗酒”“吸毒”等关乎绝望与毁灭的社会性问题提供解救之道。

  在拉斯·冯·特里尔的《破浪》(1996)中,贝丝以层层递进的“牺牲”来完成对丈夫的“救赎”,最后毁灭式的付出导致了贝丝的死亡,同时她深爱的丈夫也得以康复,钟声也从天边传来。由此可以看到特里尔早期创作的倾向和认知:爱以牺牲的方式带来了拯救与希望,也以悖论的方式建构了信念的力量。

  从“世俗世界”跃向“神圣世界”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从经书里面引用了这句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不为明天的日子操心”,并强调飞鸟和百合花致力于静默与“顺从”,所以他们才能实现真正的“统治”“无所不能”和“无欲则刚”。丹麦导演加布里埃尔·阿克塞尔的《芭贝特之宴》(1987)除了探讨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人生为何以外,还将“耗尽”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结合在一起,通过芭贝特的一顿巴黎式的“夸富宴”,呈现人隐秘的“耗尽欲望”——通过把自己的力量或财富“耗尽”,僭越世俗世界累积财富的物质冲动,向神圣世界升华。芭贝特的盛宴“耗尽”了她中奖券的一万块钱,她通过此举对物化世界进行否定,摧毁物化世界的功利主义与资本积累原则,所有的评估体系由此崩塌。芭贝特和村子里的姐妹俩都是她们所处世界中的超人。当年追求过两姐妹的帕宾和罗伦斯,是世俗社会功成名就的音乐家和将军,他们在反思一生追逐的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时,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更正确的”,将军说“一切我们拒绝的也已经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甚至会得到一些我们丢掉的。因为慈悲和真心交会在一起,正直和好运相吻。”

  挪威电影《他傻瓜,谁聪明》(彼特·纳斯,2001)从动物般重复的“性”本能及动物般单纯而高贵的“友善”出发,刻画了一对精神疾病患者艾林和杰尔。这对生活中不能自理的精神疾病患者,完成了他们的突转,逐渐生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一个找到了爱,一个成为神秘的泡菜诗人“E”。

  近些年北欧五国的电影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五个国家包括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他们的电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并且在世界电影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欧电影与其广受欢迎的戏剧、电视剧产业、儿童文学、侦探小说等一样,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多神系统的神话学、维京文化、哲学等息息相关。加之北欧的地理位置纬度较高,又多面临海,形成了其不同于别国的人文认知,恰如北欧电影中在论述“好/坏”“善/恶”及“重复/生成”等理念时所呈现的,他们为世界电影贡献了北欧的“火与冰”之视角。(张冲)

[ 责编:李浩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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