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彤

　　凡有谍战剧观剧经历的人，在看《叛逆者》时，大概都会联想到此前播出的谍战作品，例如去年播出的《隐秘而伟大》，以及曾经的《悬崖》《黎明之前》《潜伏》《暗算》，乃至更早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永不消逝的电波》。

　　把《叛逆者》放在谍战创作的发展过程里，更有助于看出这部作品的独特性。

　　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之一，是有一个大胜利和“小团圆”兼备的结局。在这个结局段落，在上海被解放的同时，林楠笙在小巷中踽踽独行的落寞，被身后一声熟悉的呼唤驱散，他和久别的朱怡贞重逢了，在插满红旗的小巷里，爱情也在猎猎飘扬。这种“双赢”的美好尾声，却不是我国谍战题材创作中，在角色情感线上从来就有的。检索起来，在《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与何兰芬由假夫妻成为真夫妻，而李侠牺牲了；在《暗算》里，钱之江牺牲了，留下妻子和孩子；在《潜伏》里，余则成的初恋左蓝牺牲了，翠平留在大陆，余则成去了台湾，而他和婉秋的情感前途未卜；在《黎明之前》里，顾晔佳牺牲在刘新杰怀里；在《悬崖》里，周乙为了保护顾秋妍只留下深情的一瞥。在这些作品里，革命事业与家庭幸福难以兼得成为一种惯用的模式——在秘密工作战线上，“有情人必成烈属”。

　　而《叛逆者》在角色情感线上，没有采用这种沿用已久的情感结局模式。而是与《隐秘而伟大》一样，在革命迎来胜利的时刻，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再生离死别。这种“小团圆”的结尾，是我国传统文艺叙事中常用的“大团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谍战题材中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林楠笙、朱怡贞与顾耀东、沈青禾也不避艰难、蹈险忘死，但不同以往的是，他们历经劫波却不再阴阳两隔。所以，在《叛逆者》中，林楠笙与朱怡贞两次双双中枪，一次扑倒于巷口，一次落入江水，却没有牺牲，甚至也没有因伤致残。

　　他们是幸运的。而幸运的根源，我以为在于这两部作品的编剧，不约而同地对成就大理想可以同时成全小两口的观念确认，不约而同地将“牺牲”的本义（献出宝贵生命）和喻义（做出巨大奉献）做了区分，并凸显了“双赢”乃至“多赢”可以兼得的观念。值得关注的是，谍战剧《叛逆者》和《隐秘而伟大》所采用的这种收束法，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中也有呼应。在《大决战》的开端，有武雄关和王翠云的死别，但在结尾作品凸显的是，在庆祝北平解放的欢庆氛围中，林稚文与张婉心彼此呼唤着名字，欢喜地奔向对方。

　　如果追寻谍战剧创作，这种“两全其美”观念的来源，那么“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来自于民间的名言，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参考。社会历史进程是会影响到谍战创作的角色关系建构的。

　　作为男主角，《叛逆者》中的林楠笙与《隐秘而伟大》中的顾耀东，都是从“菜鸟”起步，从“小白”入场的。这与前此诸多谍战名剧，一开始我方沉稳睿智的地下工作者就打入敌人内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林楠笙和顾耀东都不是共产党员，甚至都不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反而阴错阳差地成了敌营里忠于职守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林楠笙，他的起点比顾耀东还要近于墨，且起步不久就成了陈默群倚重的骨干。

　　《叛逆者》所描写的林楠笙故事，是一个复兴社-军统的骨干逐渐出现“骨质疏松”，后来发生“骨折”，最后脱胎换骨的故事。顾耀东的故事也大致如此。他们的形象起点和剧情经历，都在阐述一个道理：坏的环境能把人变成鬼，好的环境能把鬼变成人。

　　以政治倾向不确定的角色为观察视点，让其在耳濡目染的经历中，来判断是非曲直正邪盛衰，由此让角色逐渐进行价值选择和取舍判断，不仅是《叛逆者》《隐秘而伟大》的叙事策略，在《大决战》中以“当兵吃粮”为初始目的的乔三本、房天静，以及富家出身的林稚文，也是按照“小白定位”进行开端设计的。他们都是在始入于墨，继而厌墨，徘徊自问，渴望光明，终于奔向正义，成为英雄的过程中，完成了价值追求转换的。这种在墨赤对立的情境中，以“非英雄”或“反英雄”角色为主角，逐渐转换价值判断，最终成为英雄的叙事方式是很值得研究的。

　　《叛逆者》的剧名，本身就包含着对“谁是叛逆者”的设问。林楠笙从复兴社的骨干转变为反对黑暗统治的革命者，他是叛逆者。在朱孝先豪宅里养伤，林楠笙问朱怡贞“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朱怡贞在抗战爆发前就是共产党员了，所以她不仅是爱国者，也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叛逆者。效忠“戴局长”的陈默群在被王世安构陷后，投身日伪特务机关，又转身与军统暗自勾联，他是叛来叛去的叛逆者。那么，王世安呢？其实这个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同志”、贪腐成性、见风使舵、唯利是图之人，才是动摇复兴社和军统根基的叛逆者。他对所谓“党国”的功绩，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王世安是把“小白”林楠笙，从“肱骨”培养出“反骨”的伴随性动因。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叛逆者》似在说：“上海站”之忧，不在顾慎言，而在王世安。而这个角色被命名为王世安，莫不是一个深埋的隐喻？

　　在《叛逆者》中，林楠笙的转变是漫长而曲折的，但还是缺一些难度。因为，在剧情开始的1936年，24岁的他从师范毕业后入“干训班”受训且从事的是“情报学”，祖籍江西的他，按理说应该是读过一些书、走过一些路的，却对1927年以来的“天下事”与“窗外事”缺乏必要的了解。这个“小白”24岁前的人生经历“留白”太多了。

　　（作者系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赵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