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材料中深化对红学思辨性的理解

——《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何其芳卷》荐读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詹丹

　　何其芳在新中国红学史上是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不但因为他在1950年代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的贡献》《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等著名论文，提出“共名说”，把人物形象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学说结合起来，又在梳理小说情节线索时，提出宝黛悲剧作为恋爱的叛逆和叛逆者恋爱的双重性，以及分析《红楼梦》的日常描写所显示的那种浑然天成的史诗特质，都给人以较多启发，此外，他也在文中对“市民说”“农民说”等多有反驳。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其隽永文字中蕴含的思辨特色，都相当明显。

　　在《论红楼梦》中，何其芳还写道：

　　关于《红楼梦》里面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的话。然而这些说明仍然远不足以表现它在这方面的成就。真要详细地说明作者描写的手腕和匠心，那是要像过去的有些批评家一样，每一回都给它加上一些评语才行的。

　　记得当初读到这段文字，笔者曾不止一次感叹，如果何其芳本人就来写这样的批语而又能保存下来，该给红谜们以怎样大的惊喜；如果拿他的每一回批语来和他的论文进行对照阅读，又可以给我们怎样大的启迪。后来参加《红楼梦》蓬莱学术会议，从董志新老师提交的论文中得知，何其芳在1950年代还真写下一千四百多条《红楼梦》批语，这些批语有些是在1951年前后写的，有些则是在1954年至1956年《红楼梦》大讨论时期写的，其从容阅读和指向了特定讨论对象的阅读，在批语中都留有印迹。这些批语的发现，对于当时与会者带来的兴奋，可以用胡文彬老师“蓬莱会议”的闭幕感言来概括：“如果我们将何先生的全部批注进行全面研究分析之后，大家对何先生的红学观点形成和那个特殊背景下心路历程会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和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当代红学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虽然过后不久，何其芳的《红楼梦》批语影印出版，但成本太高，印数有限，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直到近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丛书，把《何其芳卷》收录在第一辑，特邀董志新老师将何其芳论文、讲演的记录和读《红楼梦》批语等各种相关文字集于一册，排印出版，才使得广大红谜和《红楼梦》研究者得以一睹为快。

　　笔者因参与撰写第一辑中《高语罕卷》中的导读部分，获赠第一辑的全部六卷，即《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卷》《高语罕卷》《吴世昌卷》《吴恩裕卷》《何其芳卷》和《徐扶明卷》。拿到书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先把《何其芳卷》辑录的有关批语通读一遍，总体感觉是，这些批语确实有着《论红楼梦》中说的，有助于“详细地说明作者描写的手腕和匠心”。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何其芳所论一贯具有的思辨性特色，来一窥其批语的价值。

　　比如，对《红楼梦》的总体评价，总涉及作家主观倾向和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如何来辩证对待？抽象讨论并无多大意义，一定要结合具体作品，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何其芳关于第十六回的回末总评，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一回的回目是“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总评是：

　　三二四页写凤姐在铁槛寺贪贿舞弊结果，无辜死了两个青年男女，此等地方作者主观上有所批判暴露之意很明确，接着写贾家接皇帝特旨的惶恐，倒或许是无意中的暴露（何其芳在回中有相关批语是：客观上却写出了封建帝王之可怕），三三七页夸耀接驾，似作者对此种豪华生活尚有留恋或艳羡。秦钟最后遗言力劝宝玉“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不知作者用意何在？写秦钟非宝玉的真知己，还是反衬宝玉后来之坚决鄙弃科举？再不然，作者真有所忏悔乎？

　　这里，把涉及的内容与作者主观态度逐层加以分析，区分出主观上暴露批判、主观上未必批判而在客观上有暴露效果，以及主观上本就有留恋艳羡的意思，这样的条分缕析，层层剥离，既全面又深入，体现出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无论对曹雪芹以及其作品关系的理解，都有启发性。而最后留下的关于秦钟遗言的疑问，也颇具问题意识。后来，他的高足刘世德先生通过对多个版本的仔细对勘，勾勒出有关秦钟遗言描写在不同版本的演变过程，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算是对老师提问的一个有力应答。

　　再比如，何其芳先生对程高本后四十回评价甚低，“写得不对”“写得勉强”“写得太可笑”“写得一点灵气都没有了”，是其批语中的高频词。但这样的批语又不是泛泛之论，总能够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来看待一些普遍性问题。

　　我们知道，有些赞誉后四十回的红学家，常常是以后四十回内容与前八十回有关联来作为支撑论据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受到了何其芳的多次反驳。程高本第八十七回中，曾有多处文字表现出与前八十回内容的关联，比如写黛玉回想起以往写的菊花诗，写黛玉和紫鹃议论五儿因为当初晴雯的事而耽搁了进怡红院，写黛玉又看到宝玉挨打时自己题了诗的手帕以及犹在的泪痕，还有跟宝玉斗气时剪坏的香囊扇袋，等等。对这样的不断重复描写，何其芳一口气留下五条意思相近的批语：“只会重复以前的事”“只会重复上文”“显系续书手法”“笨笔”“什么事情都预先暗示，亦是笨笔。”而续书者为了和前后关联，并不顾及现实语境的制约性，违背了基本的情理。如在第八十九回，写宝玉天寒上学，小厮给他拿来雀金裘，还特意点出是晴雯补过的，从而引发宝玉的思念。对此何其芳一针见血批注道：“上学何至拿雀金裘”。类似要言不烦的真知灼见，其实是有助于读者思考，如何来辩证理解小说的有机结构，从而区分出情节线索的自然贯通和不自然的机械延伸，能给续书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定位。

　　当然，因为是批语，有碎片化的特点，使得一些论断突出了某方面而无意中会忽视另外的方面。这样，如果相关论述在论文也有展开的话，把他的批语和论文结合起来看，就更能发现辩证思维的一种展开方式。

　　比如他评第三十七回探春发起成立诗社，回末总评是：“此书写结社吟诗，似未能脱俗，或前数回写宝黛爱情故事，已难以为继，再写易显得重复，发生大波折又太早，故借此展开另外一些生活的描写。”第五十回又总评说：“此回写联句。作者写得很有味似的，此亦可见作者在这类地方未超出当时一般文人的趣味和见解。诗到了即席吟诗和限韵联句之类，已近乎文字游戏，已写不出好诗来了。出题限韵，即席联句，大概也就只能写出这类所谓诗句而已。此类描写，或亦可算作当时某种生活的反映，但写得过多，而又很有兴趣地去写这些生活，则应该说是此书的缺点。”当初聂绀弩《探春论》中有更偏激的议论说：“才色下林薛远甚，却好附庸风雅，发起什么海棠社，使《红楼梦》一书，平添许多无谓文章（红楼文章以公子小姐吟诗赌句为最不耐读），更是俗不可耐。”

　　但何其芳在《论红楼梦》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重复了批语的“文字游戏”判断，同时又指出：

　　比起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拙劣不堪而又在书中自己喝彩的所谓诗来，这些诗自然是像样多了。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诗写得各自符合人物的性格，因而成为书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但如果真把它们当作诗看，就必须说明，其中绝大部分是格调不高的。更多地表现出作者在诗歌方面的才能是《红楼梦》十二支曲，而不是这些替书中人物拟作的诗词。这些拟作的诗词，正因为要切合不同的人物的身份、性格以至写作水平，而并不是曹雪芹自由地抒写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就不能充分地表现他在诗歌方面的才能。

　　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笔者在其他文章中也谈到，《红楼梦》中的诗歌，只能是依附于小说的副文本，并不具有多少独立的价值。如果我们被其中的某首诗比如林黛玉的“ 葬花词”打动了，那也常常是因为我们首先是被黛玉的身世、被她的命运所打动，连带着让这首诗产生了动人的力量。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全国开展《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活动中，如果把小说中的诗词曲赋而不是人物语言、动作刻画等作为语言欣赏的重点，可能是走偏方向的。

　　总之，因为急于要把读《何其芳卷》时获得的快感与大家分享，匆促成文，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系列研究编号:20STA04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