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日记中的真实镜像

　　作者：卢　昱

　　近年来，大小人物各类日记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如火如荼，所谓“日记学”颇具规模，也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增添了更多的认知可能，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这让众多读者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得以在碎片化的阅读中，拼接日记主人的人生轨迹，汲取深厚广博的智慧。

　　日记作为映照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镜像，有时是平面镜，有时为哈哈镜，成像效果各异。故在整理、出版及阅读日记时，需仔细分析、甄别和研究，不断擦亮日记的镜像。

　　写给自己与写给别人的日记

　　“市面上很多名人写的日记，除了基本的事件记述，凡对历史和人物时事的评论感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会不会是故作姿态的笔尖表演？因为他们知道这日记早晚是要公开的，所以有所取舍。我倒喜欢在旧书市淘一些普通人写的日记，有趣又真实。”8月15日，在济南中山公园买书的市民韩少飞说。

　　日记犹如当下的朋友圈，作者在选择“对所有人可见”或“对自己可见”时，所顾忌的程度肯定不同。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最初具有备忘性质，不具备“作品性”，也不亲近读者。鲁迅生前并不准备发表自己的日记，在鲁迅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中，就不包括日记。

　　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鲁迅先生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的日记。对于自己日记的读者，鲁迅强调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至于日记的内容，他写道：“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对于自己特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鲁迅曾有过率直幽默的自白：“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对于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日记，比如“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颇不以为然。

　　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对这套日记，鲁迅曾以调侃的口吻评价道：“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但同时也指出此书“不像日记的正脉”。

　　依鲁迅先生的逻辑，“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心态偏离了日记正脉。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近年来，现代人物日记陆续出版。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书阁的日记。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不是零星出版名人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有的丛书多达百本。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作者身在官场，见证了诸多历史转折的细节，其所见所思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二类属学术类日记，如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如最近重新出版的山西太原赤桥村清代举人刘大鹏所著《退想斋日记》等。

　　如今所谓“日记学”也颇具规模，有一些热衷于此的学者和爱好者：如已故陈左高先生撰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多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多有阐释，自牧、古农等几位学者还编有《日记杂志》《日记大辞典》等。

　　“活的”与“真的”矛盾吗？

　　日记，是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回顾自己思想变化、心灵升华的一面镜子，乃个人心灵独唱。致力于日记写作与传播数十年的自牧先生，有此见解：“日记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讲文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可自欺欺人。修饰润改过往的日记，便等于篡改过去的历史。一个人，要敢于对过往的一切予以承认，发生了的，便是存在；存在了的，就成了历史。”

　　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家特别重视日记，是因为他们从日记这个“宝藏”里，能够见到“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

　　可宝藏也有很多烦恼，如何确保“活的”就是“真的”呢？在源头上，日记作者有所隐瞒的现象，不胜枚举。而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整理过程中也存在删削。

　　清史研究专家孔祥吉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封建文人是要面子的，为了种种原因，他们把已经写好的日记进行改删。因此，要特别注意考据的问题，否则会误入歧途，写出不真实的历史。

　　日记的改篡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日记的主人生前的改删。如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作者与康有为来往的记载，有的部分就被改删了。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听到《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后，发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公车联名去都察院上书，同时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康有为曾到翁同龢府上拜访。戊戌政变之后，翁氏惧怕受牵连，故而把前来拜访的“康有为”之名，改为“李慈铭”。但他却忘了李慈铭（号莼客）已于前一年去世了。因此，改删出了漏洞。

　　翁同龢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后来，孔祥吉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家中，看到了日记原稿本，发现“李莼客”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孔教授认为，翁同龢当天所见之人实为康有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翁同龢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动手对日记进行删改。

　　还有一种篡改的情形是日记主人作古之后，他的后代为了替他们前辈评功摆好，美化拔高，往往也在日记上做手脚。故在用日记进行研究工作时，需要仔细加以斟酌辨别。

　　为了确保日记真实能做到最大化，很多学者主张在整理日记时，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

　　其实，“活的”与“真的”并不矛盾。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如《钱玄同日记》便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读者一旦有疑问，可以将两者对照。

　　日记能包打一切？

　　日记不仅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所记之事也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因此，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史料，最重要的是真实、准确。可在整理出版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误识误判。如朱自清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而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而因出版时效的限制，很多日记手稿在识别时，造成的错讹也不少。有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一本日记中的错误竟有200余处。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读者。

　　在编辑加工日记中，有些人物、地名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本可作个简要注释。有热心的整理者，给出注释，却错误连连，更伤读者之心。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编者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是否可以配上行迹图，或给出更多相关阅读的线索？诸如此类的细节，也是出版社赢得读者青睐的重要因素。

　　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日记不能包打一切，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以《退想斋日记》为例，目前的版本为节选之后的，并非日记原稿的全部内容。现在，日记的手稿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并且整理成微缩胶卷，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原稿来开展研究，但是由于地域的局限性，能够利用原稿的学者仍非常有限，若将完整的日记内容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起整理出版，那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显得更加丰厚。

　　日记阅读与研究，千人千面。期待历史研究者、读者们，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日记里更多新的亮点。（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