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 鹏

　　作为一名读了大约五十多本布考斯基著作的读者，如果让我去推荐一本布考斯基的书其实是困难的，因为在我看来他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而《关于写作》，就是一本十分“布考斯基”的书。布考斯基身上独有的态度、牢骚、硬气、怜悯以及脆弱，在这本书里都有体现。

　　这本《关于写作》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由布考斯基研究专家阿贝尔·德布瑞托编选。如果严格来讲，这本书的标题“关于写作”和这本书的副标题“布考斯基书信集”是冲突的，因为这个标题“关于写作”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误导性，会让读者以为这是由某个成功的“文学大师”向普通读者传授“干货”。如果读者想抱着一颗取经的心去阅读《关于写作》，我想他们或许会失望的。我宁愿推荐他们去读史蒂芬·金的那本《写作这回事》，里面的“干货”更多，“实用性”会更强。

　　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么一个几乎只用不超过一千五百个单词写作的“糙老头”吸引呢？我想，我们对布考斯基的认同更多的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而是一种身体上的认同。布考斯基如此生猛的生活于他的字里行间，以至于我们阅读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阅读一名同生活和写作战斗过的勇士身上的伤疤。就像这本书的译者里所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通过翻译这本布考斯基书信集，我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对角线，更靠近了一个真实无畏的、坚定于写作这件事的自我。”而布考斯基的“真实无畏”就体现在他那伤疤一样的鲜血淋漓的语言上。

　　布考斯基之所以成为布考斯基，不仅是因为他酗酒、赌马，并把这些底层人的生活写进书里，而是因为他真的热爱写作这件事。因此，当我们拿起任何一本布考斯基的书，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建立起他那浑身酒气、不服不忿的写作者的形象。布考斯基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靠意淫某种光环为生的追求所谓“文学梦”的文学爱好者。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他中年以后慢慢通过写作得到了像约翰·马丁这样的出版人的赏识和资助，以至于他可以全力写作，而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但是他在骨子里又对他所得到的资助和声名充满了警惕。他甚至对他的主要资助者和编辑约翰·马丁也充满了警惕，在他给约翰·马丁的信中写道：“你的问题是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你不得不放弃很多自己的时间去出席各种各样的鸡尾酒会，去舔媒体和大学教授们的屁股，他们只会把你拖入无聊又死气沉沉的高级圈子。”在这一方面，布考斯基作为马丁这种“妥协”的既得利益者，他的警惕和反思，在我看来更加难能可贵。

　　布考斯基绝对不是一个相信灵感的作家，比起相信某种天赋，他更相信行动，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我无法理解那些停止写作的作家们，那就好像把你的心摘下来，再把它丢进下水道冲走。我会写到我咽下该死的最后一口气，不论别人觉得我写得好或不好。”然而，更值得敬佩的一点是，布考斯基虽然笔下的生活是十分混乱和无序的，但是这毫不影响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决心，他不会为任何事情放弃自己的写作。同样，虽然布考斯基在这些书信里对他认为的所谓“学院派”表示极度的轻蔑，但他本人又是一名极佳的读者。他虽然学历并不算高，但是他的阅读量和对艺术的审美足以令许多大学教授汗颜。他不屑于在文辞中显露“文化”，恰恰是因为他本人是个文化素养极高的人。通过这本书信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布考斯基对他同时代整个欧美文坛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谈论某个作家的作品，还是某种写作类型的发展，他都是如数家珍。他始终都“在场”，只是选择站在了旁观者的位置而已。

　　写作对于布考斯基来讲不仅是行动，同时也是目的，他对通过所谓的“写作”去成为某种焦点人物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我的观点是，作家就是写作的人，是坐在打字机前写下一个个字的人，这才是作家的本质，而不是教育别人，也不是坐在研讨会上或对着疯狂的大众朗诵。”因此，布考斯基对和他同时代却早就声名大噪的“垮掉一代”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的“摇滚明星式”的做派更多的只是作秀，离真正的写作现场还很远。

　　摇滚乐队U2的主唱波诺是布考斯基的铁杆粉丝，尽管他曾因自己摇滚明星的身份而被布考斯基所蔑视。当波诺谈到布考斯基时，他曾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告诉我们，去吧，再吃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去逛商场吧——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一切都很不好。这就是摇滚乐的信息。这也是布考斯基的信息。”当然，波诺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的核心人物，也是流行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当他在谈论布考斯基的时候同样也是对自己身上的“偶像标签”的一种反省。

　　记得有一年去旧金山旅行，在旧金山的文化地标城市之光书店买了几本布考斯基的书，当我结账的时候，店员跟我说布考斯基是店里最频繁被盗的作者。当然，我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从伦理上讲，我肯定是不支持任何意义上的偷窃的。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如果他的书常被人盗去，这不得不说是件颇为“光荣”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一切向“流量”看齐，向“资本”、向“符号”看齐的时代，这种特殊的“荣誉”或许是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最好的嘉奖。（杜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