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元珂

　　小说《红日》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国民党整编74师的史实为依据,以写沈振新军长的活动为主线，通过开阔的战争画面反映了解放战争的一个横断面和解放军所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小说从沈部在第二次涟水之战的失利写起，以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为重点情节，其中穿插后方民众的支前活动和后方医院的生活，以及军人的爱情，使这部反映大规模战争的长篇小说较好地体现了军旅生活的丰富多彩。作者吴强（1910—1990）1938年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红日》是其代表作品。《红日》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960年吴强、瞿白音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发表，1963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公映，在读者和观众中具有广泛影响。

　　《红日》初版本（平装）

　　孟良崮战役发生在我的故乡山东沂南县西南山区，所以在诸多红色经典作品中，我对以这次战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日》情有独钟。

　　我自小就在老人们的各种讲述中知道了孟良崮战役的情况。最早听老人们讲，我们村后的三角山当年就是一个阻击阵地，一个连打到最后，仅剩两个人成功突围。主攻和阻击战的残酷性，老百姓的支前热情和对子弟兵的热爱，国民党74师抵抗的激烈和最后失败，张灵甫牺牲的经过等，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坊间流传，我早已非常熟悉。

　　1988年夏天，我在村部大院看过电影《红日》。这一年我12岁，并不知道这部影片改编自吴强的同名长篇小说。记忆最深刻的不是人物，而是敌我双方紧张刺激的战争场面和一波三折的战事经过。直到1998年，我才在大学校图书馆细读了原著，这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战争进程，而是对各种细节、场景，特别是对各类人物性格、言行、心理的刻画。其中，小说中的刘胜和张灵甫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就明白，《红日》是一部小说，是艺术品，不是历史本身，但它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那种张力、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把控、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始终在我心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957年，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分精装和平装两种）。此后，作为红色经典或“十七年文学”经典中的代表作之一，一直备受不同时代读者喜爱和文学史家的特别关照。在过去60多年接受与传播史上，它也因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展现和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充分表达以及若干开创性的艺术实践，成为革命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文本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绕不开的“重镇”。

　　《红日》是基于作者亲历和实际调查、采访基础上，经由艺术想象、虚构而最终生成的一部艺术品。它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为书写对象的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张灵甫、李仙洲等双方高级将领，都乃实有；但从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班长到一般战士的人物形象，所讲述或描述的大量故事及细节，虽不乏原型或实事，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艺术虚构与加工的产物。事实上，吴强作为华东野战军某部负责文教与宣传的部队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当他全程亲历亲见三大战役的整个过程，后又以胜利者身份并以小说方式记录这段伟大历史进程时，其写作及其相关活动也就不再是个人之事，而是关乎一位作家在重大历史面前如何承担自己的使命。在此过程中，重述峥嵘岁月，塑造英雄群像，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以记录和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就必然成为贯穿《红日》创作始终的主调和主线，也是小说的价值所在。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宏大战争场景的描写，对各类军人形象的塑造，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表达以及对史诗品格的营构，不仅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成为“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也因对一段军事史的文学书写而为“新中国”这一崭新国家形象提供了话语支撑。

　　《红日》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时常被学者相提并论，一则因为两者都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且都以大规模军事行动为背景，描写宏大战役、战事，在题材选择和主题上有很大相似性。二则因为二者都追求“史诗”品格。但它们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两相对照，不难发现《红日》的独到之处。相比于《保卫延安》对工农兵文学理念和规范的高度契合，《红日》显得更有个性：它在战争场面外，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写了四对军人的爱情活动，比如对杨军与野战医院护士俞茜细腻情感的描写；它对张灵甫、张小甫等国民党将领并未一味贬低、丑化，而是力求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写活了其在战争中思想和心态的变化过程；它并未回避沈振新、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等我军将领、基层单位指挥员或战士的思想或性格中的缺陷、弱点，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在描写部队遭遇挫折或干部战士遭遇伤亡时，作品的气氛低沉，忠于书中人物的情感真实，与彼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光明格调有别；在处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上，它屡屡避开正面描写战争，而以大量笔墨描写战前战后从军长到士兵的思想、言行和心理，形成了丰富多变的小说层次。这些在今天看来，已是文学创作中无须多言的常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敢于突破固有的写作规范进行艺术创新，体现出作者的胆识和眼光，也是这部作品在今天依然焕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

　　《红日》常因在艺术上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而备受好评。在人物塑造上，它侧重关注战争及在战争环境中的各色人，集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形象塑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讲述方式上，小说依次以某人物为视点依托，多侧面、多角度地展开立体化叙述，从而使得小说结构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呈现方式上，作者的笔墨落在对大量场景、细节的描摹，追求以小见大、以少映多、以局部映现全局的实践，凸显了作品的独特性。在艺术格局上，作品全景式再现了战争的宏阔场面，叙述有气势，对战争和历史精神的宏观把握、表达有力度，初具史诗品格。

　　作为现代军事题材小说，战争中的爱情话题，军人的英雄性和日常性，对战争的反思等，在《红日》中都有所涉及。它们作为军事文学在日后即将全面、深入展开的几个实践向度，已在《红日》中被作者关注到，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茹志鹃的《百合花》，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再到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梁的《亮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军事题材小说将《红日》中艺术创新进一步续写或放大后结出的文学硕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日》因在小说题材、格局、气度、主题、艺术方法等方面的开创性探索，堪称一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特别是宏大战争叙事的奠基之作。

　　当然，《红日》也存在主题先行等局限，但它在今天依然备受关注并不断被阐发出新意，这再次表明，对一位优秀作家而言，对独立创造精神的坚守，对艺术性的大胆探索与实践，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品质。

　　战争是文学书写永恒的母题。然而，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战争文学经典相比，我国军事题材创作尚有不小的空间需要开拓，在理念与方法上亦需深入探索与实践。从这个角度看，64年前出版的《红日》已超越时代，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发展做出了示范和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