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垚

　　《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一书改编自玛丽·比尔德的两场讲座。一百多页篇幅的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册子，而恰恰也是因为简明精炼且易于携带，使它很有可能成为改变读者日常生活的“小物件”。虽然该书的副标题显示这是一份宣言，但玛丽·比尔德并未喊出某些令人容易头脑过热的口号，而是宣告了她所关心的议题极其复杂，她要做的不是煽动呼喊而是启发思考。

　　书中主要讨论的议题是公共领域的女性失语。这种失语显然并非女性的自由选择，而是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作为“绝对他者”无法取得和男性一样合法言说的主体身份。比尔德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文化究竟如何以及为何让女性沉默的话题。古典学出身的比尔德寻找问题答案的方法是回溯西方文化源头。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弥漫杂糅的当下，诉诸古典是否是一个好方法似乎令人质疑，但不得不说，在当下的文化境况中回看比尔德找到的那些古典例证，它们具备雄辩强据的说服力，并与当前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某种互文性效果。

　　比尔德开篇回顾了一个三千年前的著名案例，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当中的一幕，儿子特拉马库斯教训母亲佩涅罗珀：公共场域讲话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应该回到楼上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回到织布机前，那才是作为女人的分内之事。史诗叙事中，女性特质的塑造依赖男性（甚至一个男孩）的教育和训斥，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成长及其男性特质的养成来自公开言说和在性别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用权力，即自我言说并阻止女人言说。一旦开启这个扫描的视角，就会发现从古典到当代，存在着无数类似的叙事。显然，扫描出这些叙事并非比尔德的主要工作，她更关心这些叙事与当代社会文化中公共场域女性失语之间的关系，强调自己的意图是对女性声音与演说、辩论和评论的公共领域，做一个历时性的审视，并追溯到遥远的过往。

　　从古典到当下，比尔德收集了跨世纪的证据，列举出种种女性失语和言说被嘲笑的例证，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诊断：招致攻击的并不是你所说的话，而是你在说话这个事实本身。这个诊断的重要性在于使善于自省的女性意识到即使她们说话，也没有人听见。女性的声音，不论是嗓音本身还是所说的内容，在公共场域中都不被接受和喜爱。比尔德向我们证明，这些态度和偏见从古至今、根深蒂固，它们广泛存在于历史、文化、语言当中，散落在文学叙事的各个角落。因此，比尔德认为女性在公共场合讲话令人厌恶、遭受训斥是因为公共言说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成为界定男性的重要属性。因此，任何敢侵犯男性领域和触探男性特质的女性都可能招致无情的压制。比尔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可以看到当前的许多文学、影视剧叙事中，女性哭诉常常占据大量篇幅，与之相对的是男性的理智、少语直至气急败坏的暴怒。

　　作出了女性言说不被接受的“诊断”，那么现实中的“药方”何处寻觅呢？比尔德分析了“雌雄同体”的方案。在公共场域，企图使自己的声音被听见的女性总是采取“像个男人”的方案，这在比尔德看来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我们不习惯把女性视为权威人物，或在家庭之外拥有任何专业知识。对此，比尔德的核心主张是：如果人们认为女性不适合当前的权力结构，那么应该重新定义这些结构，而不是要求女性屈从于它们。于是，她说：“我们需要唤起人们对何谓‘富有权威的声音’，以及声音中的权威性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类议题的反思意识。”

　　身为古典学家，和众多女性主义学者一样（如伍尔夫、波伏瓦、米利特、肖瓦尔特、托莉·莫伊等），比尔德也发现了文学的力量。文学作为推动意识改变的媒介似乎拥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可以说伍尔夫探讨的“女性写作”议题正式开启了文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启发了20世纪中后期直至当下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间自己的房间》开篇，伍尔夫描述了一位女性在高等院校的图书馆门前被禁止入内的场景。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指向女性的长久以来的现实处境和在文学中的形象。同时，通过这个场景，伍尔夫引入了“女性与小说”的议题。在她看来，小说这种文学表现形式呈现出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断裂，而连接这种断裂的方式是重新定位处在历史和文学边缘地带的女性。在这个层面上，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中延续了伍尔夫的思考路径，即从考察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到现实中女性如何言说（写作）以及言说（写作）的意义。

　　比尔德和伍尔夫的相似性在于虽为演讲（甚至宣言），她们都坦诚了无法给出金玉良言或固定结论，而是在论证中把问题引向了更广更深的维度，即试图剖析扎根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沉默机制如何建构和运行，并如何将女性排除在了公共领域。

　　此外，伍尔夫和比尔德都在试图探讨和回应一个经年累月纠缠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即到底有无女性言说（女性写作），如果有，女性该如何言说（写作）？正如肖瓦尔特所言，在伍尔夫这里，倡导雌雄同体是一种“战略性撤退”，是帮助她逃避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女性本质，不与之正面碰撞。而比尔德通过诸种例证呈现的是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言说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权力高位的女性若要使言说发挥更大效力，则往往不得不表现得像个男人。这或许是一个具有实操性的策略，但比尔德认为这并不值得肯定，她将问题引向了对权力本身的批判：“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而改变架构本身就意味着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权力。”比尔德提供的启发是，与其为了女性言说（女性特质、女性经验）的本质争论不休，不如尝试反思和改变架构本身。

　　从伍尔夫到比尔德，可以看到女性言说的阻力从来都不是女性身份本身，以及似乎无法确定下来的备受争议的女性特质，又或者似乎无法判定可靠性的备受质疑的女性经验，而是僵化的充满偏见的文化编码架构。《女性与权力》提醒我们，当女性进入权力场域，她们会向男性先辈们学习，学习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施行者，同样，男性也是如此。显然，需要从偏见里解放出来的，不只有“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德宣言的核心是女性更迫切地需要从这种结构性偏见中获得解放。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王垚，此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8LZUJBWZY08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