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　宇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通常人们将发生在这一年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登基等一系列军事政变视作宋朝的建立。五代末期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脱颖而出，而建立宋朝之后，赵匡胤开始着手让华夏重归一统。在宰相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下，宋朝接连平定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但回过头来面对北方的国土统一战争，计划却意外丛生。宋朝的皇帝、大臣、将军、百姓都没想到北方的战事一开，宋辽两国一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才以一纸盟约迎来真正的和平。在专门研究10到11世纪中国军事史和思想史的学者龙沛眼中，似乎在澶渊之盟签订的1005年，宋朝才真正完成了建国。

　　《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 龙沛著 康海源译九州出版社

　　《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一书中，龙沛始终阐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宋朝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过程，是由一系列不确定、无秩序的事件构成的，很多历史人物所做的大部分决定，都受到了他们所面对的紧迫情况的影响，而不是按照统治者的计划发展的。这是一个在统治之初就遭受到一连串意外政治、军事影响的政权，最终在1005年才完成建国。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军事和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可以说在赵匡胤领导下的军事胜利给他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权力，而他与中央禁军将领们的私人关系也成为这个权力网中的重要纽带。正因为他个人拥有的巨大权力，只有他可以使得王朝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对外征伐而不是内斗。宋太祖统治下的宋朝政府，逐渐将军权转变为中央行政权力，而新的官僚集团通过辅助皇帝也得到了相当的权力。龙沛认为宋太祖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形成他强大的政治资本，权力逐渐由军事集团转移到中央，随着这种特殊的历史走向，文官逐渐掌握权力成为皇帝权力分化的重要载体。

　　自宋朝中期开始，宋朝的建立就被文人描写成一个非军事化、文官过渡政治的政权，有别于之前的五代时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暴力统治的终结。宋朝的开国皇帝利用战争成功解决了很多政治上、军事上的弊病。到了宋太祖继任者宋太宗时，宋太宗虽然基于统治与个人权力的需求，安插心腹进入政府体系，但战争仍是焦点之外进行中的大事。宋太宗虽然在朝堂内企图重整官僚系统，但在外仍需依靠那些太祖留下的军事精英。疑心的太宗皇帝，将军队指挥权收至中央，“将从中御”自太宗朝开始成为宋朝的核心军事制度。这样太宗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那些军事精英手中。

　　然而，宋太宗在征服北汉短暂的荣耀过后，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毁掉太原城，立即进攻燕云十六州让宋军遭遇惨败，这一系列操作让宋朝元气大伤，已无力吞下燕云十六州，与辽国的战争也消磨了宋太宗的信心。宋朝与辽国的战争凸显了军队与武将的重要性，但宋太宗始终无法对武将寄托信任，他既无法抛弃军事行动，又难以在军事上给出什么实质有用的指导。在龙沛看来，宋太宗一朝文官集团得到权力的原因大多来自于此，军事上的无力加上宋太宗对于朝堂政治的不信任，催生出了一大批文官新势力，他们逐渐与皇帝分享曾经集于宋太祖一身的权力。

　　等到宋太宗之子宋真宗继位时，朝堂之上围绕在皇帝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文官为首的官僚集团，所以在军事上宋真宗并没有受到太祖留下的军事精英的威胁。此时，宋与辽的战争处在僵持阶段，宋真宗得以抽身展开修文崇文运动，加强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在宋真宗一朝，唐末至五代时崇尚武力的风气彻底改为崇文，整个社会逐渐呈现出繁荣的迹象。此时，宋真宗也通过亲征等军事与政治的操作，在战争问题上与辽国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了北方的战乱。暂时终结了宋朝的军事行动。

　　赵普最开始制定的“先南后北”的战略，是个宏观的战略方针。尤其在宋代文官集团看来，宋太祖先南的战略为他积累了很多军事胜利的资本，这种资本被视为天命合理化的表现。正因为宋太祖的军事成功太突出，这让如何选择正确战略的重要性，远高于将领如何执行，这样文官的作用就要比武官更加重要。燕云十六州的攻略失败，则在文官集团的解释中，与天命、德行论分离，纯粹看作是军事上的问题。在文官集团的包装下，传统的天命论与燕云十六州的领土争夺巧妙地分开了。并且创造出一种以文官、以儒家建国治理的新模式，皇帝的天命要以百姓的富足安康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只追求领土与旧朝的一致。

　　在这种解释下，签订澶渊之盟、暂时放弃燕云十六州，就成了宋朝既定战略的合理结果。这虽是宋朝妥协的结果，但却让辽国夺取中原地带的计划失败，所以这还是对辽国侵略计划的挫败。综上所述龙沛认为无论在军事、政治、文化、基础理论上直到澶渊之盟后，宋朝才算在现实与思想上完成统一建国的准备。

　　龙沛将宋初三代皇帝对国家一统、政治结构、军事战争等方面的影响分别做了系统的研究，就“宋朝开国是一个非军事化过程”和“宋初建立就重文轻武”的刻板印象提出了质疑，还原了宋初半个世纪的战争与文官政治的发展。（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