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脑袋”不能长在“算法”之上

　　作者：解英华

　　近日，国家治理“算法”问题的举措频现报端，并引发热议。早在8月初，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又发出了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强调要“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不久中宣部印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多部门同步要求要加强算法推荐管理与引导，足以说明算法问题已经影响到大众文艺偏好的养成和社会审美风尚的形成，甚至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因此，从算法引发的社会现象上认识算法，从算法的设计和实现原理上把握算法的本质，为算法立心，引导算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是算法治理的题中之义。

　　当下，我们身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新闻推送、搜索引擎、短视频平台、各类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医疗、社会治安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中。据不完全统计，基于算法的个性化内容推送已超过整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分发的70%，可以说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个性化内容的需求。在文艺领域，诸如听什么歌、追什么剧、读什么文章和小说、进行什么样的娱乐等类似文艺作品选择和接受的问题，在当今数字互联网传播为主的环境中，也几乎由算法所把持。这必然会使文艺作品的选择、提供方式和内容发生彻底的改变。在传统媒介环境中，文艺作品的选择和提供需要经过传统“把关人”的筛选和搭配。传统“把关人”一般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较高媒介素养，并能对文艺内容进行专业筛选，发布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内容。传统“把关人”十分注重传播文艺内容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发挥着大众媒介的文艺环境监视功能。在传统媒介下，“把关人”的文艺环境监视功能表现为能够引导构建健康的文艺创作、评论和消费环境。虽然算法取代了传统“把关人”内容选择和分发的地位，但限于当前的技术，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并不能进行价值判断，传统“把关人”的职能也就无法有效履行。相反，算法却加强了艺术偏好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影响了正常的文艺传播环境，冲击了大众文艺偏好养成和社会审美风尚构建。那么，什么是“算法”，其本质和实现原理是什么？“算法”是如何误导文艺偏好和对社会审美风尚造成不良影响的？这背后的逻辑和深层原因是什么？

　　一般来讲，所谓“算法”，是指互联网平台通过对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和个人信息等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用户进行特征性“画像”，拟合出一个模型函数，根据用户既往浏览的内容、身份特征、环境特征等不同维度的参数变量，通过相应的计算，预估特定情景下推荐内容的合适度，对信息内容的分发进行筛选推送。原本立体、多元的用户文艺需求，就这样被算法在有限的参数变量下框定成了扁平甚至单向度的需求。

　　算法作为技术类型的一种应用，虽然自身具有“技术中性”，但终究是被有价值观的“算法”设计者和有商业意志的网络平台所使用，因而其自身的“技术中性”显然无法佐证其使用上的“价值中性”。恰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正因如此，算法背后隐藏着的是更深层隐蔽的价值构建。这就是说，在算法机制下，社会公共空间与用户黏性相比已经不再被重视，为了留住用户，推送的内容往往会“投其所好”地放大或抑制某些审美偏好、情感取向和艺术类型，甚至掺入资本因素。由此造成了推送内容的同质化，推崇流量至上，将流量作为各大网络平台变现的“扛把子”，甚至不惜利用人性弱点，以博眼球、蹭热度、迎合用户个人偏好或引流变现的方式向用户推送娱乐化、低趣味、碎片化的内容，这便是算法的底层逻辑。

　　由于算法在对用户模型的构建中，其参数变量的设定只能获取用户网络时间向度特征，缺少用户社会时间向度特征。算法在设计原理上追求的虽然是全局最优，然而在算法实现上却永远只能是局部最优。也就是说算法所依赖的是对用户搜索和观看习惯的数据分析，天然地缺少用户在社会生活实践环境中所养成的知识积累、判断能力等特征。因此，由于算法所推荐的文艺内容具有高度的局部最优特性，往往会导致“人找信息”转变成了“信息黏人”。如此一来，用户被动接受平台个性化及高效便捷的算法推荐，是以放弃和出让对文艺内容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权为前提的，这导致用户在被动的内容接收中，衍生媒介使用风险。算法推荐的内容，由于高度的局部最优特性，极易引发用户对推荐内容的过度使用，加剧用户的沉溺和成瘾。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是帮助人在选择和决策中消除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所以主动性是信息产生价值的前提。这种“千人千面”的算法推荐模式，表面上看似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实际上是消解了用户信息获取的主动性。长此以往推送同质化的内容，用户失去了体验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和创新性机会，不利于艺术对人类精神、情感的陶冶，容易造成文艺视野的固化和文艺环境的群体极化。

　　社会文艺趣味的引导，社会文艺环境和社会审美风尚的构建，需要多元化的文艺作品创作和消费。一个社会文艺的“脑袋”必须长在人民自己的脖子上，而不是长在算法的脖子上由其支配。这次对于算法问题的治理，并非针对算法技术本身，更不是对算法应用创新的阻滞与扼杀，而是要通过对算法使用乱象的规范性引导和行为限定，来实现算法使用者健康价值观的构建，为算法铸心——让算法具有“价值观”，从而使算法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文艺服务，使算法为人民进行文艺“配餐”时，更加适口和营养均衡。（解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