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青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特殊电影市场环境，很难想象两部完成于不同年份、不同背景和不同风格的儿童题材电影《矮婆》《不期而遇的夏天》，同时出现在院线中。湖南山乡的10岁女孩“矮婆”，江西客家小镇上的转校生“水生”，在九月的大银幕上相遇，他们被不同的现实困境包围，却挣扎于相似的精神痛苦：这些无法得到父母照顾的、被忽视的孩子，怎样突破孤独的囚笼？

　　《矮婆》的整体风格质朴，导演谨慎地不让画面显出精致的修饰感。蒋能杰导演之前有多年拍摄纪录片的履历，他在《加一》《村小的孩子》和《初三》这些作品中，持续地关注农村变革环境下的留守孩童。《矮婆》是他第一次尝试剧情长片的创作，影片延续了导演在纪录片作品中的思考，也沿用了纪录影像的质感来呈现这个以留守女童为主角的虚构故事。蒋能杰设计了粗疏的情节框架，给予非职业演员自然发挥的空间。纪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女孩“矮婆”的故事里是模糊的，镜头远远地凝视着一群湖南大山里的非职业演员，他们在不成表演的表演中交付了各自真实的生态。

　　“矮婆”是女孩蒋云洁的外号，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跟着奶奶在村里生活，生母不知去向，父亲和继母远在广州打工。奶奶很老了，身体孱弱，小云洁只有10岁，本该是被照顾的孩子，却因“大姐”的身份，早早地承担起“照顾者”的责任，既照看妹妹，也照顾奶奶。《矮婆》的叙事指向“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结构矛盾，但主创委婉地回避了尖锐议题，取而代之是一种心事重重的凝视。影片中的画面和运镜，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农村的实在风貌，一个女孩怎样日复一日早起，烤红薯给妹妹们当早饭，帮奶奶分担拾柴、放牛、洗衣这些家务，以及，《我的妈妈》这样一道普通的作文题带给她最深重的烦恼，奶奶无言应对她关于生母的逼问。《矮婆》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影像技巧和修辞的完成度，它的余韵在于对人的生存细节的记录，从中爆发出“现实”深处的犀利力量。

　　来自母亲的爱和温存，在云洁的生命中注定缺失了。照顾妹妹的日常中，她变相地在扮演“小妈妈”，这是一种苦涩的慰藉，一个女孩在持续付出关爱时，体会她并不曾有机会得到的爱。她在照看他人的童年时，回味一点自己本该有的童年。《矮婆》是关于中国女性逆境中顽强生长的一幅现实主义的速写，结束于诗意的祝福。云洁短暂地和父母团聚，因为无法解决在城市就读的问题，不得不重回农村。然而世俗的局促，已不能遏制少女内心的生长——女孩回到奶奶去世的老屋，在旧屋窗前，她看到朝阳照亮植物上的露珠。

　　《矮婆》中也出现了男孩们，他们同样被父母留在身后，和老人相依为命，在留不住老师的村庄中，男孩们像盲目的小野兽般长大，那些没有被接到父母身边或被送去教育资源更好的村镇的少年，接二连三地涌去城市，开启宛如冒险家的打工生活。《矮婆》点到为止的故事，是《不期而遇的夏天》展开的寓言。《矮婆》传递着女性本位的坚忍的乐观，《不期而遇的夏天》是男性视角下，对于“留守少年”所面临的精神发育的深度焦虑。

　　《不期而遇的夏天》开始于一组平行叙事：少年水生被外出务工的父母送到镇上外祖家，男孩木讷、怯懦、没有朋友，因为转校生的身份被校内恶少霸凌；社会青年黄四毛拾荒为生，常去工地上偷鸡摸狗寻些建材贱卖，为此屡遭包工头追打。两个“挨打”的人意外发生交集，再窝囊的成年人面对恶劣的小孩子也绰绰有余，黄四毛接连出手给水生解围，男孩以为自己找到可以依靠的“朋友”，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是被他人讥讽的“土狗”。

　　也许是为了让影片拥有商业片的质感，《不期而遇的夏天》里精心构图且严密组织的视听，一定程度地脱离了村镇生活的物理质地，它的装饰感和舞台感都过于强烈了，为了烘托“水生”和“黄四毛”这对互为镜像的、充满隐喻感的人物关系。表面看起来，这是一对抱团取暖的忘年交的故事，实际上，短暂充当水生保护人的黄四毛，是一个严重超龄的“孩子”。黄四毛的隐隐约约的“过去”，和水生正在经历的“当下”，构成清晰的互文——水生可能是黄四毛的过去，黄四毛可能是水生的未来，他们的相遇和由此缔结的情分，是童年对童年的救济。尽管这救济很多时候是笨拙的。

　　所以，影片虽然指涉留守儿童这个现实的社会议题，但它实际并没有围绕现实展开，而是呈现了一则关于青少年男性不稳定的精神世界的寓言。与《矮婆》里生活自身质地带来的刺痛感不同，《不期而遇的夏天》里让人心痛的是野蛮生长的少年对世界的想象和回应。癞皮狗一样的黄四毛最终对镇上的“恶霸”挥拳相向，在象征层面救助水生，也救助自己。这种绝地反击带着游离于生活的幻想，折射创作者的思考——在野地里生长的少年，该如何挣脱以暴制暴的闭环？（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