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风俗画的魅力所在

　　作者：张丽军

　　《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湖南省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2019年，《山乡巨变》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在周立波笔下，无论是熠熠生辉的“亭面糊”“婆婆子”等人物形象，还是南方茶园竹林等自然风景与复调的心灵风景，都堪称一部社会主义乡村改造的南中国心灵史、南中国风俗画。

　　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茅盾文学奖评委，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山东省第四批齐鲁文化英才。在解读中，他从语言、情节结构、思想意蕴等角度，与大家一起领略《山乡巨变》这道南中国的文学艺术风景，揭示了这部作品独特的魅力所在。

　　情节 矛盾 人物

　　《山乡巨变》作为红色经典，有其独特的魅力。首先在于小说结构精致巧妙，具有结构缜密、构思精巧、情节连贯、故事流畅、张弛有序的特点。在小说的开头处，入场即起点。小说通过对大场景的书写和大运动到来体现大时代背景。另外，小说对于小人物的心理描写具有幽默、调侃、抒情、张弛的特点，具有极强的叙述张力与审美张力。小说开头写：在1955年，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偏僻的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小说很自然地呈现出故事的戏剧冲突，通过遇到的风景与人呈现出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不肯入社的矛盾冲突。小说运用小场景描写使得乡镇人物陆续出场，在各色人物对话中呈现出个体性、私密性、情感性、对话性。而小说中写到的朱书记的追问则是大场景描写。小说中小高潮不断，由此引出新人物，凸显了各类矛盾冲突。其次，小说的矛盾冲突具有多样性、个体性与尖锐性的特征。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出人物性格。在小说中，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小说呈现的内部矛盾有事务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方法矛盾等多重矛盾。作者借助盛淑君与陈大春、李月辉妻子与大伯的冲突展现了情感矛盾。而小说对于外部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敌我矛盾。对于小说中各类矛盾的消解，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针对排斥的理由和各种谣言，提出应对措施。例如，小说里入社方法有多种：一种是宣传。盛淑君贴标语，进行广播、戏剧漫画式讽刺，达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发动青年、亲人改造老人。陈大春在父亲陈先晋不愿入社的情况下，找来陈先晋的女婿，进行说合。小说中，倒逼机制与亲人说合是很见效果的，这也充分体现出思想改造是最难的。

　　另外，《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是立体、多元、个性化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王菊生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最突出的，小说展现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朱书记等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借助人物的出场对话等各种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心思缜密、观察细致、沉着应对等个性特征的共产党人，他们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破坏活动，获得了秋季丰收。小说善于运用方言土语，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里邓秀梅的所有作为，则似乎担当着一个上级与基层冲突的调停人的角色，当她传达上级理念的时候，必然在基层引起某种反弹。而她所做的工作，就是在这种磨合中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包括她对李月辉的不满。但是，她很快理解和接受了李月辉那种温和同情的方法。小说中李月辉是清溪乡农会主席，他自称过去也是一个“赖皮子”，参与过赌博，现在他的家庭也有一个令他难眠的心病，他的妻子身体不好，而一个过去看不起他的伯伯与他住在一起，经常与他的妻子发生争执。李月辉在家庭里也处在一个调停人的角色，可想而知，他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作者所想表现的合作社的巨大魅力，以及社员奉献自我的忘我热情，这样，小说下部里就开始出现了大段群体劳动的场面。合作社成立了突击组。在上部中作为后勤服务的女性直接参与到挑泥、挖土等艰巨的劳动之中去，在上部中娇滴滴的淑君也挑起了担子，成为一个劳动妇女，而这种劳动的艰苦性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李月辉作为一个对女人有着温和气质的领导者，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让女性涉入泥塘、冒着严寒的作业对女人的生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提出了保护女性的看法。但他这条人性化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领导朱民的批评，认为他又犯老毛病了。“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妇女主任吗？妇女半边天，人家别的乡都在充分地发动女将，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爱人带头出工，还在这里说什么妇女病很多。”周立波甚至没有让李月辉进行辩护，但李月辉在这一刻的温情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一个关心女人的月亮般温润的人性的光辉，这恰恰是李月辉名字的写照。

　　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中间人物形象，例如“亭面糊”盛佑亭，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且富有立体性。小说对“秋丝瓜”“菊咬筋”“符癞子”等对立面人物形象及敌对人物形象塑造得也同样丰满，反革命分子龚子元暗中进行反革命暴动，他家窝藏着反革命团伙，公安部门从其家里的大量烟蒂判断出他家中的人员数量，非常生动。

　　欲望 爱情 亲情

　　《山乡巨变》的另一个独特魅力是对欲望、爱情、亲情在内的心灵情感世界的深度呈现。小说中，盛淑君有一个在乡民心目中“风流成性”的母亲，“在娘屋里做女时节，爱了一个人，后来出嫁了，两个人还藕断丝连”。淑君的爱情，不仅邓秀梅予以关注，其实也是小说里最值得关注的爱情。她实际面临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爱情选择，一个是二流子“符癞子”，另一个是大春，这构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三角体系。“符癞子”在小说里是以丑化的形式来表现的。大春与淑君的爱情归属如何？淑君与大春的爱情，是在淑君步步紧逼的诱导下才达到“接吻”、缠绵的境界的。小说对盛佳秀感情的呈现是通过她偷偷地为刘雨生烧饭这一情节，让小说接续中国传统小说里非常庞大的寄予一个民族梦想的田螺姑娘烧饭、白蛇化妻、鲤鱼伴读、狐仙夜随这一类的绯红色套路。在小说里，那些与邓秀梅提及家庭关系的人，都是劝邓秀梅不要与丈夫分开。“亭面糊”的妻子盛妈就直接对邓秀梅说：“少年夫妻，分开不好啊。”邓秀梅问有什么不好，盛妈却又不肯明说。在上部第十九章中，邓秀梅提醒盛淑君不要过早地生育，过了片刻，她又旧话重提，对盛淑君说起了成人的私房话：“当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只图一时的……”邓秀梅没好意思说完这句话，就跳到下边这话了：“要是孩子生得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的。”邓秀梅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对爱情有着非同一般认识的女性，不想受制于欲望。

　　《山乡巨变》有其特有的语言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给人物取绰号，对方言土语的运用以及对人物外貌描写、情感心理描写、风景描写上。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风趣幽默，含蓄传神。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小说还具有浓郁的南国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蕴，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山乡巨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周立波的小说，似乎都是在下部中显得内容松散、结构乏力、情节冲突严重弱化、不连贯。在小说的下部，邓秀梅这个人物形象“消失”了。上部的人物性格得到充分的螺旋式的推进，但到了下部，小说的内在结构便松松垮垮了，人物性格基本没有什么进展。小说成了表现农村生产的特写——实际上就是插秧、挖泥、抗洪等事件的乏味交待，人物从属于事件，让位于事件，缺少深度叙事。第二，回避欲望叙事，心灵深度缺失。邓秀梅的年龄在二十多岁，结婚时间也不久，丈夫在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工作，但小说却呈现出一种情感代言的局限。第三，小说缺少大场景、大思考，缺乏对于宏观的中国故事、中国问题的思考，陷入小家庭叙事。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山乡巨变》在地方特色的呈现、时代性的书写以及情感深度的描摹层面之于当代文学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小说以其“土滋味、泥气息”的技法，呈现出宽广的南中国情感、心灵史维度，它是和气的、温馨的、亲昵的、日常的、接地气的。刘兰慧 整理（张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