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回望”的必要与价值

　　作者：程波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是《我和我的××》系列的第三部，除了具有这个系列诸如平民性、个体与群体乃至国族的融合、主流价值观的类型化影像表达、短片拼盘结构等共性特征之外，其突出的个性特点在于视角。

　　以“我”的视角回望父辈，四个不同的“回望”故事依次排列，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新时代憧憬的“顺时”时序。这首先是一个追忆的基调。从战争到和平，从贫穷到富裕，时代发展迈进的过程中，父辈如同踏脚石，奉献了辛劳、智慧、青春乃至生命。同时，对父辈的追忆又是在客观历史和主观印象之间的某种平衡和融合的状态中行进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化乃至类型化的影像叙事由此有了合理性和认同前提。

　　其中，《乘风》的情感浓烈，父子、战争、生死的强情节具有明显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特别是骑兵亦兵亦民的反差感、古典感十足的战斗场景等具有奇观性。《诗》有着“最美表演”般的人物塑造与场面调度。开篇的长镜头流畅准确，叙事进展中人物关系的层次性递进与反转巧妙且有说服力。尤其是空间环境与影像呈现风格的创造性结合，比如夜晚戈壁的低照度下的人物行走、父母上班途中的同行与告别等，都具有“印象感”的诗意之美。如其片名，作品中诗歌的意象性与价值观承载体现充分，诗与人、诗与生活的关系不仅在其中，而且诗成了我和我的父辈间日常真实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真实的纽带，那首小诗的诗性价值支撑了剧情的要求并升华了主题。《鸭先知》的邻里叙事与弄堂美学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夺冠》篇章已有所体现，时代缩影于平民市井与平常人家中，人物动机与叙事任务又明确又刁钻，还包裹着丰富的地域性与个性化表达。因为更为晚近，这种陌生化的事件中渗透着熟悉的生活气息，“不远的过去”给我们的印象是较为清晰的，也更现实主义，但改革者和相对滞后的语境之间的错位关系，是其喜剧感凸显的美学基础，也是其追忆所形成的独特性印象。《少年行》的科幻与喜剧的类型融合很策略化，也有着明显的开心麻花基因。人工智能机器人从“近未来”穿越回当下，与一个爱科学爱发明的少年之间发生一系列纠葛，这样的情节有明显的范式意味，假定性前提下的机智幽默和向未来敞开的能力显露出来，且与“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等理念较为自然地衔接了起来。一般意义上的“追忆”变体为“憧憬”，回望与展望一体化了。

　　从外在看，《我和我的父辈》中战争、文艺、喜剧、科幻与喜剧融合四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各自独立又叠加杂糅，而在内在情绪上又有一条牺牲与疼痛逐步消散、从精神丰满物质匮乏的情境向物质精神均衡且人性完满的未来敞开的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父辈之于我辈的价值，也是回望的情感需求之所在。

　　在我辈回望的视角里，《我和我的父辈》里还潜藏着父辈自身的视角，甚至是父辈展望后辈、代际更迭的视角，所谓“我辈成长，成为父辈”。《乘风》中的“父子兵”，牺牲战士“乘风”与新生儿“乘风”同名式的归来和生命延续；《诗》里女儿长大了成了继承父母艰苦而伟大事业的航天员；《鸭先知》里的孩子后来成为城市最高建筑的建设者管理者；《少年行》中因时空穿越和人工智能而导致的“谁是谁的父亲”的模糊感和意味。这些都是这种视角的体现。

　　不仅如此，电影中“我”在追忆和讲述父辈的时候在场并成为父辈故事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是明显的“我”的第一人称视点（这一点，《鸭先知》比较明显），也可以是隐含的“我”，叙述视点还是第三人称。相比较于这一点，父辈对“我”的影响却是跳出银幕面向观众的。“父辈”由此具有了一种“由己及人”并不断向下传递的潜在能力，感染和共鸣便可能随之而来。当然，观众具有共鸣的可能，同样也有厌倦的可能，这对电影来说是风险点，新鲜的叙事和视听风格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整体来说，笔者以为《我和我的父辈》做得不错，一个做得还不太够的地方是对创新与套路关系的处理。

　　在我们的民族文化积淀中，中国人不忘祖先，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孝道思想，甚至还极端化后产生“父为子纲”思想和伦理教条。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找出路展望未来的角度居多，且现代化和现代化焦虑并存，所以中国人对下一代比对上一代更关注、更用心。家庭中如此，教育中如此，社会潜意识里也是如此。所以，回看父辈必要的价值需要回归，回看的方式需要是“有我之境”式的，也就是说要有缓解“我”的发展焦虑、找到正确前行之路的意识。这是一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体现，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更有自信地处理我们与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也是回望父辈的必要与价值。

　　《我和我的父辈》的几位导演，都是“演而优则导”。吴京、徐峥已经有了成功经验，章子怡与沈腾则首次执导电影，且都为自导自演。演员与导演之间的关系，在他们这里是“先演再导”，然后带着矛盾身份融为一体，要去破除所谓的“身份焦虑”。这里面有一个如同“我和我的父辈”的“导”和“演”的关系：在“作为导演的我”的视角下，我该如何去看自己的父辈即“作为演员的我”，并与之形成共同体。进而，作为中国电影自身传统的这个“父辈”，如何进入中国当代电影创新发展的这个“我”的世界中，这也许是由这部电影想到的“牵强附会”的问题视角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