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电影：当观众成为“被看者”和“参与者”

　　作者：杨佳凝

　　第十一届北京电影节主单元结束后，《盲眼女孩》《变迁》《2001太空漫游》等14部VR短片在首钢园开映。对于VR与电影的关系，学界业界多有讨论。支持者认为：VR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能够极大程度扩展电影的创作及感受边界；反对者则以电影需要的边界感和封闭性以及观众观影所需的安全感和低代入感为由，反对VR的入侵。尽管2016年并未如拥趸者所期成为VR元年，但VR电影的创作尝试如今已遍地开花。

　　“看”的权力属性

　　《家中的刽子手》在首钢三号高炉水下展厅上映，是笔者观看（或曰“体验”）的第三部VR电影，该片曾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VR电影。电影以一盒火柴开始：我必须通过操纵手柄，用虚拟的手擦亮火柴，降落于房间。房间中有三扇门、一扇窗和一个地下室，每一个空间的门都可以推开，观众可以操控手柄，无限靠近以观看屋中的陈设、装置、人的一举一动，有趣的是：房间里的人最终会看见你的看。

　　“看”在电影中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传统叙事电影约定俗成的原则之一是：摄影机必须自我隐藏，以营造“做梦”一般的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角色不能直视镜头，否则观众将意识到梦的虚构性。尽管不少电影作品已经试图打破这样的惯例：新浪潮代表作《四百击》的著名结尾，年轻的安托万跑出禁闭室、跑过操场和矮丛林、跑到沙滩上，看了一会儿大海后，看向了镜头，镜头拉近而后定格，眼神中满含对观众的询问：“在家庭、学校、社会都将我抛弃后，我还能往何处去？”观众感受到切肤的无力和一种同为加害者的愧疚。但在多数的电影中，作为观看者的观众占据了绝对上风的地位：安全地观看角色的一举一动的同时，藏匿于黑暗中，不用担心被发现或冒犯。此外，电影创作的另一“潜规则”是：“看”的归属往往意味着权力所属，这也是为何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敏锐揭露女性在电影中遭受的三重凝视：男性演员、男性导演、男性观众，这使得她们成为了绝对的客体和被压迫的对象。所以，凝视的权力一定程度意味着行动权、主动权、施行权。

　　看与被看的权力“逆转”

　　《家中的刽子手》的有趣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看与被看的权力“逆转”——观众被剧中人“观看”，这意味着观众必须同时思考“看到的”与“看本身”；另一方面，比单纯观看更进一步，观众被转换为行动者，参与其中。

　　电影片名来自卡尔·桑德堡的诗句：“当一个刽子手下班回到家中时/他会想些什么？”电影并未给“刽子手”具体所指，它因而可被指涉为造成片中人局面的看不见的“大他者”。故事设定类似希区柯克的著名影片《后窗》：受了腿伤的男主角透过自家后窗，窥得邻居们的一举一动。《刽子手》中，观众得窥房中每一空间。进入第一个房间，是一个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偷鸡摸狗似的在被窝里自渎，又百无聊赖地走出房间。第二个房间，父亲进入屋里寻找女儿，他敲敲地板又佯眺窗外，作焦急状，衣柜中的女儿突然跳出，二人哈哈大笑，玩耍起来。然而他们“看”到了我，女儿赶紧躲入衣柜，而父亲在我面前“砰”地关上了门；第三个房间，试图从老妇手指上偷走金戒指的年轻护工在看到我之后落荒而逃；第四个房间，战争中惯于躲藏的老人在乱七八糟的防空洞里翻出了一台唱片机，轰炸声中的音乐和缓、静穆甚至有些浪漫，老人在发现我的窥探后竟安然睡去；第五个房间，极权下，偷偷藏书的黑人孕妇，在听到危险的砰砰敲门声后选择自杀，跳下窗前的最后一眼，望向我，紧接着我站在房中间，手里多了一盒火柴，门外是愈发激烈的砸门声，才意识到：她选择赴死，但希望我烧书自保。火光燃起的近乎“华氏451度”式的时刻，我几乎难以分清虚境与现实，震惊难以言表。

　　被片中人发现意味着：我被迫同时思考“看到”的内容和“看”本身这一行为。影片呈现了几种不同的角色“被看”反应——日常生活被偷窥后是理直气壮的愤怒，犯罪被暴露是显而易见的受惊，而老人的反应最耐人寻味：仅仅怔忪一秒，然后继续睡去——在战争中，轰炸、暴力、死亡变得日常，当生命中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之后，小小的“被看”都算不得是冒犯了，此时观看成为了入侵生活的暴力之一，它因而变得稀松平常。这进一步指涉了更严峻的未来：权力的日常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惯于权力。同样，观者会反思几次被“看”的心态：把犯罪者吓跑后是正义感萌生的洋洋自得、打扰父女玩乐是心生愧疚、而与老人对视则是相顾无言和无力。

　　因应流媒体危机和家庭影院的VR电影

　　观看之外，我们继续讨论“体验”。在第五个房间中，看到女人蹒跚踱步时，首先获得的是常规的看电影体验：关心她的状况，同时好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在剧烈的敲门声中，她发现那些书本藏无可藏，于是推开了窗，同时凝视观众，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被求助的连接感和死亡即将到来的无力感；然而还未来得及继续反应，“我”化作了“她”，成为房间中被敲门声惊吓的主角：女人在是否烧书自保的选择中决然跳下楼去，而我若想离开房间，唯有烧书这一个选择，甚至“我”都来不及想那么多，骤然升起的求生本能让我不假思索地擦亮火柴。紧接着，火光燃起，纸页化作灰烬。置身其中的时刻让我失去行动的思考能力，离开房间后才清晰意识到：在很多绝望事件发生的时代，个体几乎别无选择，因而黑人女性的一跃而下骤然变得格外崇高。至此，我先后经验了作为观众的看、打破第四堵墙的互看、作为片中人的具体参与。

　　笔者并非抱持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或是为VR进入电影摇旗呐喊，但毋庸置疑的是：技术为电影提供了肉身，技术的发展也每每为电影美学拓延路径，更重要的是：技术也经常被用以面对电影的危机时刻。20世纪中叶，好莱坞面对电视危机，导演们着力于类型更新，创作更适合影院观看的各类大片；影院老板在郊区铺设大量露天影院，以降低观众出门观影的阻碍；发明者也不断发展新的技术，以3D、立体电影、嗅觉电影等新尝试，探求昏镜重明的可能。今时今日，电影急切拥抱VR、5D、电子嗅觉等新鲜技术，未尝不是对当下影院面对流媒体危机、疫情刺激下的家庭影院冲击的反应——影院若不提供更加空间性、身体性，即唯有电影院能够提供的体验，则很难在诸多冲击中留住观众。

　　当然，仅仅技术的刺激注定不会持久。相比如何使用技术提供新鲜刺激和经验，更加困难的，是如何察知与理解人类不断产生的新旧经验。（杨佳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