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光》：反套路轻喜剧突围传统谍战剧类型叙事

　　作者：艾志杰

　　观点提要

　　作为一部非典型谍战剧，城市景观的复建与人物情感的表现尽显朴素的生活美学，以“反套路”的叙事模式与“复合性”的内在机制书写谍战轻喜剧的修辞策略，创造性地建构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实现中国革命精神的弘扬与感召，拓宽了谍战类型的叙述模式。

　　以“女性”“轻喜剧”为标签的非典型谍战剧《霞光》首集收视率实现1.7的“开局脆”。该剧以日常叙事介入谍战故事，“小切口”呈现1945-1949年之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凸显谍战剧的生活美学气息，在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反复调和，探索谍战轻喜剧的修辞方式和叙事策略。在此基础上，《霞光》尝试深化中国革命信仰的影像化阐释，开拓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传播路径，以此实现主旋律影视剧的创新表达。

　　电视剧《霞光》剧照

　　佟丽娅饰演的高大霞，在和陈昊饰演的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

　　城市底蕴与情感诉求：符合生活美学的日常表达

　　大连这座城市承载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留下的奋斗足迹。抗战宣告胜利，大连成为中国大地上唯一的特殊解放区，中央计划成立大连市委以及民主政府。《霞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叙事，无处不在的“大连元素”勾勒出极具东北韵味的市井画卷。为了复原真实的城市景观，从高大霞家的院子到街道的建筑，观众能在荧屏上看到大连的地标性建筑如老青泥洼桥、苏联楼、南山小洋楼、寺儿沟等。同时，大连的特色食品如海麻线包子、油煎焖子、海鲜等，以及“血受”“刺锅子”“挽霞子”“咪咪嘎”等地方方言的使用，都充分还原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充满浪漫气息的大连城市底蕴。

　　可贵的是，这些视觉元素并非割裂式地单独存在，而是巧妙地缝合进故事之中，使历史记忆与谍战叙事相融。如吴妈潜伏在苏联楼屡次破坏傅家庄与苏联的接洽工作，国共两党都想抓捕的日军高官石田元三藏身于寺儿沟，麻苏苏在傅家庄为人民安置南山小洋楼时从中作梗，敌方特务用包子装化学品以引爆兵工厂，高大霞依靠一句“血受”的俚语方言识破方若愚的敌特身份等。可见，通过城市景观的重塑和文化记忆的寻根，《霞光》带领观众感受浓郁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参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先辈们在这块热土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场域，《霞光》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谱系铺展开来。他们不像《潜伏》《伪装者》《悬崖》中的传统特工形象，陷入无休止的偷情报、生死考验、辨别敌我等惊心动魄的博弈之中，而是真实地追求情感，平衡自己的状态，充分显示电视剧的生活美学诉求。恨嫁的“大龄剩女”高大霞，时常把找对象挂在嘴边，在和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寡妇“嫂子”刘曼丽，一心追爱，“撩”完傅家庄，“恋”上杨欢，尽管结局悲惨，但过程是“颜控”妇女的“欢乐多”；心狠手辣的麻苏苏爱上方若愚却几次三番被拒绝，上演一出“女追男”的尴尬戏码；长相丑陋的甄精细和大令不打不相识，成为敌方特工队的“门当户对”；一心向党的“白毛女”袁飞燕暗恋傅家庄，甘愿住进小洋楼为傅家庄破“闹鬼谣言”；小跟班高守平因为高大霞和万德福的关系，胆战心惊地和万春妮处对象；与我党同盟的苏联高级指挥官安德烈，热情地追求袁飞燕。可以发现，《霞光》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一边“谍战着”，一边“追爱着”，寻找精神慰藉和内心愉悦，在特殊年代追求自我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以强情节为核心的谍战剧平添一种朴素的生活美学。

　　反套路与复合性：“谍战轻喜剧”的类型探索

　　传统谍战剧如《潜伏》中的翠平、《和平饭店》中的陈佳影、《伪装者》中的明镜大姐等女性形象，要么刚柔并济、要么足智多谋、要么魅力四射，这也形成了观众对谍战剧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霞光》恰恰以“反套路”的错位形式塑造了“高大霞”形象，我们可以统称为“女英雄的多副面容”，她或是被委以重任的“老革命”，或是开启邀功模式的“演讲小达人”，或是充满“彪”气、爱管闲事的“文工团指导员”，或是假扮“老姨”潜入敌营的“冲锋女英雄”。尤其是为了帮助生死未卜的大哥“保住”嫂子刘曼丽，她甚至考虑和傅家庄假扮恋人。同样是“假扮”的戏码，《悬崖》中的周乙和顾妍秋步步为营、九死一生，而《霞光》中的高大霞则略显儿戏，这与观众对女英雄形象的常规印象形成反差，营造一种喜剧情境，产生“笑料”。

　　这种“反套路”的喜剧叙事也表现在国名党特务“甄精细”身上。与常规情境下深谙世故、精于算计的敌特形象不同，甄精细是一个典型的“丑角”形象，这种丑角化一方面通过长相丑陋、行为迟钝的形象特征与其国民党特务身份贴合，另一方面角色所呈现出的“随时暴露身份”与故事世界中老姨、老姨父等人都在尽力潜伏形成外在张力。围绕甄精细所设计的抢喝药酒、装错窃听器、暗杀中偷懒等一系列真不“精细”的情节，都以形象的“糗事”来营造喜剧效果，创新谍战轻喜剧的艺术形式，拓展喜剧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暗杀”行为予以讽刺，从而让观众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事实上，不管是依靠“丧钟敲响”行动获得抗日转机的《伪装者》，还是利用“假夫妻”关系制造情感矛盾的《悬崖》，抑或是通过情报员的牺牲凸显信仰的《风筝》，观众仍然希望在荧屏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与敌特斗智斗勇的经典桥段，这是谍战剧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霞光》将视角聚焦于“谍战轻喜剧”的类型探索上，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这既是对抗固有的常规叙事的创新之举，也是应对谍战剧创作巅峰之后进入“瓶颈期”的策略之一。

　　显然，该剧不仅营造充满智力在线的各种“危机考验”，而且也制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笑的精神”，试图挖掘谍战轻喜剧严肃与娱乐并存的“复合性”特质。比如“万德福是大姨”这条暗线即显示出谍战与喜剧的“复合性”。为了追求高大霞，万德福被嫂子刘曼丽忽悠了一台“戏匣子”，阴差阳错地差点成了自己女儿的“姐夫”，与高大霞交谈时总是含蓄害羞、眼神躲闪，让人啼笑皆非；但最后身份暴露、悬念解开，观众发现万德福才是杀人如麻的“大姨”，这使整条叙事线兼具轻松诙谐与紧张悬念，也暗示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不易及其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同一屋檐下”的格局：革命精神的延续与感召

　　在生活美学和谍战喜剧交织的革命历史大背景中，《霞光》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将高大霞、傅家庄、方若愚等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中，通过人物之间的纠葛、较量，显示革命精神的延续与感召，从而呈现作品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价值。

　　一方面，革命同盟高大霞和傅家庄住在高家的院子里，高大霞受到傅家庄的精神引导，显示从小人物走向大英雄的“成长型”叙事。高大霞和傅家庄一开始是以互相认错身份相识的，傅家庄经李云光介绍住进高家，与高大霞在误解、矛盾、生死考验中感情升温。其中，傅家庄与敌特斗智斗勇，顺利完成我党与苏联之间的接洽工作，委托万德福调查高大霞以破除其“汉奸”猜忌，分配小洋房让百姓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积极完成《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任务、破坏敌人利用通用券扰乱大连金融市场的计划，用生命阻止爆破瓦解“龙兵过”行动等，傅家庄所有的利他行为和精神信仰都被高大霞内化为自身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她逐渐成长为一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因此，傅家庄是高大霞坚定信仰、敢于与国民党周旋和斗争的“领路人”，也是革命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忠实伴侣”，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先进的思想意识指引着高大霞完成蜕变，这种革命精神的内在延续正是《霞光》的可圈可点之处。

　　另一方面，革命对立阵营的方若愚和高大霞明争暗斗，他们阴差阳错地住进了小洋楼，他们互相监视、博弈，最终方若愚在高大霞的精神感召下,一起阻止国民党的阴谋，彰显从敌方走向我方的“转变型”叙事。其实，高大霞和方若愚之间“敌明我也明”的叙事线索，既是《霞光》浓墨重彩的叙述方式，又是提升作品精神空间的点睛之笔。全剧以高大霞捡到方若愚的钥匙开篇，以方若愚与高大霞握手言和并委托其照顾女儿袁飞燕收尾。高大霞一次次识破方若愚的阴谋诡计，指认他是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特务，与他当面对质绑架行为，认定他是鲜花炸弹的幕后黑手，与他开展搜寻日本军火的争夺赛，向他审问调换档案之事，拆穿他进入物资公司的真正目的，认出他暗中写的“反动标语”等。方若愚则以逃避、迂回、否认的方式竭力隐藏自己的“老姨父”身份。最终，方若愚认识到国民党一直在“画大饼”，想到自己当初参加国民党也只是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并不想害任何人，同时在高大霞等人的精神影响与信仰感召下，他帮助高大霞摆脱困境，获得自我的超越。

　　《霞光》以朴实无华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的叙事方式，让当代观众看到了先辈们英勇奋斗、坚定前行的精神图谱。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