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垚

　　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正式上映之前就已引发诸多讨论，争议尤其围绕电影是否影像化地还原了小说中的人物，是否真正反映了小说的艺术思想价值等问题展开，广大“张迷”更是带着审视的目光关注着这部电影的动态。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促使文学研究者和电影研究者的批评话语在此交汇，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也推动了从阅读者到观影者身份转变后的批评视角的转变。随着电影《第一炉香》的上映，是时候重读小说《第一炉香》了。

　　《第一炉香》描写了上海女学生葛薇龙在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半山大豪宅寄宿的过程中，一步步“自愿”堕落的故事。小说就是在葛薇龙和乔琪乔的关于自愿的对话中怅然结尾（“我和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种自愿并非自由而笃定的选择，却是葛薇龙一路半推半就，追寻苦涩愉悦的结果。小说结尾写道，葛薇龙嘴上说着自愿，乔琪乔知道她一定是哭了。葛薇龙这清醒着堕落的道路，结束在“寒冷与黑暗”的省略号中。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读者，都好似形成某种默契和共鸣，对这堕落与沉沦并非一味地批判，而更多的是理解、同情和无奈。

　　以一种“物的视角”来看，在葛薇龙自愿堕落、自我沉沦（“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道路上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让她无法拒绝、逐渐上瘾的好东西，是姑妈豪宅中那个“金翠辉煌”的大衣橱以及衣橱中“色色俱全”的衣物，是司徒协“如套上手铐一般”套在葛薇龙手上的金刚石镯子，是混血洋气俊男乔琪乔的吻和花言巧语。张爱玲和读者分享的这种对葛薇龙的理解和同情之感在小说中多次借叙述者之口讲出来：她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小说叙述着香港的故事，上海却始终在场，普通上海女孩的身份不断地被强调。在衣橱中一晃三个月，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际场中也小小有了点名，葛薇龙拥有了普通女孩子们所憧憬的一切。那些让她无法拒绝、逐渐上瘾的物，在张爱玲看来为何有如此强大的魔力？要回答这个问题，读者的目光得从《第一炉香》转向张爱玲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更衣记》。

　　《更衣记》中张爱玲审视了从晚清到民初这段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急剧变革的时期，民众（尤其是女性）服饰样式、流行款式的变化和更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生活在这一时期。“极普通的上海女学生”在香港被异国情调所吸引：姑妈豪宅中西式的家居布置，英国作风的园会，混血男人乔琪乔。换掉被姑妈鄙夷的旧式学校运动服，葛薇龙一件一件穿上姑妈特意为她准备的衣橱中那些华美的织锦袍子，各式各样的外套、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等。对于葛薇龙来说，每次出席各种洋式的宴会、舞会、牌局都是炫弄衣服的机会。张爱玲敏感而尖锐，她觉察到社会文化状况与个体的生活状态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的对比下，能够产生一种显性的关联性。上海女子葛薇龙在香港醉心异国情调和摩登事物，而乔琪乔这个洋范儿混血纨绔浪子看上葛薇龙的那天，她恰巧穿了一件磁青薄绸旗袍。诚如许子东在分析《第一炉香》时所说，西方人在香港找到“伪东方”，上海人在香港看到“伪西方”。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启发我们以一种“物的视角”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物和文化表征系统中的物及其与人的互动关系。故事最后，葛薇龙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忙于替他们弄人弄钱，但她也有快乐之处，比如去湾仔的新春市场逛街看热闹。市场上有各式各样各地的商品、物件、小玩意。小说中写道：“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物兼有物质性与象征性两种性质，物的象征性使物可以被用来展现人的观念，物的物质性使物也可以具有影响人的力量。而张爱玲早已开启了这种观察的视角，《更衣记》中她写道，“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张爱玲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凝聚在“物”本身。在《更衣记》中，她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物的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炉香》中描写的衣橱、旗袍、手镯、小物件就如同普鲁斯特的记忆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让人浑身一震的玛德琳小点心，又或者像莫泊桑的讽刺小说《项链》中使人赔付一生的假钻石项链一样，在作品、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本身作为媒介和它所再现的事物以及读者的阅读接受共同参与着文化史的建构。以物的视角阅读《第一炉香》，它可以启发我们深切地了解人们如何于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在物质环境中，而物又如何参与塑造了人的生活。

　　【此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8LZUJBWZY0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