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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虞云国著 中华书局
作者:洪宇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对宋朝的评价。宋朝不管在大众心目中是崇高还是屈辱,宋朝造就的珍贵遗产仍旧影响着今人。宋朝距今已有千年之久,存世史料众多,正史野史、笔记杂谈、诏令公文相互交织,如果缺乏深入的研究,容易仅凭个别记载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的解读。一些符合人们情绪认识上的误读,流传甚广,甚至让人们在未读宋朝历史前就对其有了偏见。
我们如何看待宋朝?我们印象中的宋朝就是历史的真相吗?有太多的问题等待着历史研究者们的专业回答。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新作《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是一本虞云国教授多年研究的论文、随笔合集。这本书的书名,虞云国教授分别从李清照的《永遇乐》和柳永的《望海潮》中取“中州”“钱塘”作为代称。中州即是汴京,代指北宋一代;钱塘即是临安,代指南宋一朝,书中内容涵盖两宋朝堂到民间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对北宋至南宋的制度变迁、宋代监察制度、对言论的管控、两宋著名人物、王安石变法等等众多问题作出了依靠于多种史料的分析解答。如果读者对两宋有着基本的了解,这本书可以作为从宋史爱好到宋史研究的衔接之作,更深层地理解宋代的纷纷扰扰。
若要细究前文严复所说的“人心政俗之变”,虞云国教授以宋朝的精神文化与政治文明这两个层面为读者阐述宋朝丰富的遗产。对于制度的设计是宋朝政治文明中的重点,宋朝在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之后,先着手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将发兵权与统兵权分离,改变了统治者与带兵将领的权力之争,形成了统治者、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的金字塔结构。三衙则是将五代时期过于集中的兵权分化为三股力量,且互相牵制。三衙之帅也并不是本衙兵将的唯一领导,每有征战皇帝会亲自任命将领,这样的虚实结合,大大削弱了武将与士兵抱团形成的武装势力的威胁。宋朝奉行的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政策,使得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央禁军整体数量、素质大大高于各地驻军,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彻底解决了自安史之乱后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乱局。宋代对于军事上互相牵制制衡的手段,由文官集团领衔最高军事中枢以制衡武将集团的政治智慧被后代王朝加以学习和改善。
军事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防范武将势大,另一方面则是削弱宰相的权力。全国的行政中枢分为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枢密院的设立首先把军权划分出去,而后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制约宰相的权力。参知政事和枢密院的长官都称为执政,可与宰相一同论政,宰相执政合称宰执,他们构成了宋朝的权力核心,皇帝通过集体领导制约宰相的一人独大。地方上,宋朝派遣文官主政地方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外增设通判制衡州府长官。地方州府之上再增设代表中央的四个机构: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分别主管财赋、司法、赈济和军事治安,他们负责处理本地各种事务的同时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互相制衡、牵制的理念成为宋朝政治制度的核心理念,上到中央权力中枢,下到地方政府都在执行着这种制衡。
宋朝在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作为政治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虞云国教授对此评价“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在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制度上的设计与统治思想共同进步,与这套制度相配合的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政治的宽容以及对于权力监察的台谏制度,塑造了宋朝的开明与宽容,一方面有赖于统治者恪守的“祖宗家法”,另一方面文治带来的风气自上而下一改宋朝的政治面貌,为后世的文人治国打下了样板。
当然书中虞云国教授在肯定宋朝的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宋朝这套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宋朝台谏制度的分析,虽然说台谏制度和祖宗之法为北宋的开明奠定了基础,无论这项制度多么地具有创新性,它始终是建立在统治者利益之上的规矩。在帝制时代,这项制度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完全要看统治者个人素质的优劣,全靠统治者的自我约束。毕竟给皇帝提意见甚至反驳皇帝,到底看的不是意见是否合理,而是皇帝能不能听进去。与皇权、相权作对使得台谏制度背后无靠,孤立无援,一旦皇帝个人不愿意接受,整个台谏制度很容易变为皇权的附庸,权力的打手。因此,虞云国教授从中州到钱塘,纵观两宋后我们会发现,制度的崩溃是宋朝的遗憾也是宋朝坠落的开始。在正反资料的比较中读者自会得出结论,这就比一味地吹嘘宋朝的制度设计要客观得多,也真实得多。
宋朝的精神文化遗产,读者则更为熟悉。在诗词小说上,书画艺术上,工艺价值上,科学技术上宋朝极负盛誉。唐宋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关系与势力格局在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民族等领域产生了变革。适用于新时代的“新儒学”也随之而生,经过两宋的发展新儒学大师辈出,学问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重视思辨,推崇理性,讲究致用的“理学”内核成为当时及其后世的儒学思想范本。平等的意识,兼容的精神,经世的理念,名节和操守这四个宋代儒学发展出的特质,让儒学焕发了新的生命。虞云国教授也谈到,这种新儒学适应的是当时新的社会环境,在动荡中人们急需恢复秩序。但承平日久,随着建炎南渡,外部环境压力与内部专制,儒学走向了内省的道路。初期兼并包容的精神逐渐丧失,教条主义与权力交织裹挟,逐渐成为了人们精神的桎梏,而后更是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成为操控百姓的精神枷锁,这显然也是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
这本书的内容始终建立在对于史料的尊重和虞云国教授多年的学术累积之上,通读本书读者会发现,书中文字理性且扎实,少了份文学的词句美感,但多了份直击要害的犀利,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客观的对来龙去脉做全面的分析正是全书最大的价值。(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