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雨晴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改编自焦裕禄女儿口述的同名回忆录，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三个不同的角度，从焦裕禄“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三个时期，全面立体地回顾了焦裕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电影中，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受人敬仰的英模模范人物，更是一个普通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虽然展现的是焦裕禄的“平凡之路”，却依然震撼人心。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焦裕禄有哪里需要哪里钉的“钉子”精神。焦裕禄的“钉子精神”，最主要地体现在影片开头部分“洛矿建初功”，也即主角遇到的第一个难题：2．5米双筒提升机的制造工作。当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起步阶段，伴随着外国专家的一句“你们造不出来”的论断，重担压在了焦裕禄和车间其他同志的身上。在这一段故事中观众可以看到，焦裕禄身上具备超乎常人的前瞻性眼光和大局意识，他大胆起用陈继光，认为高精尖人才应当适得其所，并用一腔热情温暖了陈继光早已颓丧的心。

　　焦裕禄“党的好干部”这一身份，是本部作品最打动人心的，也即“兰考战三害”。焦裕禄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被贫穷、饥饿、风沙盘踞的土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正像他的妻子俊雅所说的那样，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受苦”的人。刚到县委时，面对下属送来的红薯，他心里想的是百姓，去村民四宝家走访，他看到了村民无助的眼泪。在之后治理“三害”的过程中，他更是亲力亲为，深入寻找风沙源头，向有经验的老村民讨教深翻淤泥种树固沙。焦裕禄穿梭在兰考严冬的寒风中无怨无悔，肝病肆虐时他宁可独自苦挨，也从没有提出要去医院，甚至还冒雨带头抢救被冲垮的房屋，用一腔热血留住了欲调走的年轻同志。就是到了弥留之际，他心中想的仍然是百姓安居乐业。

　　焦裕禄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对村民肖大爷的承诺：“我不是什么官，我是为百姓服务的。”正因为他急百姓之所急，苦百姓之所苦，乡亲们从一开始的满怀质疑，到后来的真心相待，才有了焦裕禄病逝后，村民自发大规模哀哭送别的感人场景。

　　影片开头便用客观讲述的画外音的形式告诉观众：他爱我们，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这句话揭示出电影的第二大方向，也即描写焦裕禄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点滴。闷头干活、沉默寡言，甚至有些粗枝大叶，他在多数情况下是妻子的聆听者。在影片中我们发现，焦裕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因为工作忽略了妻子的苦，不顾妻子俊雅的疼惜和劝阻，甚至想要妻子拖家带口降低生活质量来支持他，而在妻子愤而离去后却只是沉默着皱起眉头。同时，他又带着一些笨拙的可爱：会在央求妻子借白面后乖乖听从指挥去干活，工作上有成就便拉着爱人大笑跳舞，不善言辞只能用朴实直白的话夸妻子“最好了”。作为丈夫的焦裕禄，让我们看到了可贵的“烟火气”，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平凡夫妻的相守相依，却也是生活中最温情的一笔。

　　在观影过程中，我们被全家团圆的场面所触动，但也不难发现，焦裕禄在对待子女时是严父，他一直遵守自己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尽早了解生活的艰辛，以期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影片还通过“批评儿子看白戏”“锻炼女儿卖咸菜”两个小的戏剧事件，具体展现了焦裕禄的严父形象。但温情依然是父亲与儿女之间的主打色，如在与女儿一同吆喝卖咸菜的过程中，他就用自己独有的幽默方式，以身作则地教女儿独立，在那段略显诙谐的表演中，观众也能够只把他看作是一个和蔼的、善于苦中作乐的父亲。

　　片中“博山生死别”部分，对焦裕禄与母亲短暂相处的展现，是影片末尾最为动人的小高潮。离家十年的焦裕禄在时日无多时归乡探母，此处的设计遵循了我国传统的母慈子孝的道德标准，以及国人的故土情结，因此很容易调动银幕外的情绪与之共情。在母亲面前的焦裕禄形象，无疑是最鲜活的，他不再是教导孩子的父亲，也不再是给妻子依靠的丈夫，只是一个依恋母亲的赤子。而老母的一句“家里很多年没这么热闹了”，也表明了母亲对儿子常年奔波在外的疼惜，同时，片中用《岳母刺字》的戏曲片段，以隐喻的手法牵出了本片另一个矛盾点：自古忠孝难两全。也许因为焦裕禄不能常年陪伴母亲，所以他将母亲的教导铭记于心，时刻不敢忘怀，并将“做个好人”的要求作为优良的家风延续到了自己对儿女的教育上。或许这便是他对孝顺的个人诠释，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只能用几日陪伴以及临别时的虔诚叩首来补偿母亲，表达自己多年来以及今后再也无法在身边尽孝，让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舍和歉意。

　　相对于之前的同类题材影视作品，《我的父亲焦裕禄》向我们展现了更多焦裕禄作为平凡人的一面，可谓焦裕禄的“平凡之路”。但正如影片结尾所说：若能做一个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百姓的人，如此一生，虽平凡，也光荣。（苏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