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化态度推进红学的发展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詹丹

　　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诞生，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百年“新红学”风风雨雨，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许多学术刊物都辟出专栏提供了讨论平台。2021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作“百年新红学的回望与启示”在线演讲，笔者应邀对谈，就梅新林教授的思考交流，作进一步延伸，现把交流内容形成文字，供大家参考。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因素，可能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的时间过早，是在1904年发表，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在1916年发表，所以找时间相对靠近的对象来商榷，这是习惯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与对话的前提是两者目标一致。归根到底说，索隐和考证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都是在小说外寻找现实的本事。王国维没有涉及小说的本事问题，胡适等人就不便与王国维展开对话。而索隐派毕竟也在进行本事研究，故而双方可以进行商榷，这样的商榷也是有价值的。

　　考证派“新红学”后来是以胡适和俞平伯的成果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评价“新红学”时认为应该从“历史的批评”“ 艺术的批评”“思想的批评”这三个层次来评价研究文艺作品，并得出结论说：胡适的批评偏历史，俞平伯的批评偏艺术，而王国维的批评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么“新红学”的面貌就会很全面，可望达成一种研究范式的突破。

　　关于如何进行三位一体的批评，笔者认为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叠加。尽管梅教授并没有说要把历史、文学与思想的研究加以简单叠加，但对此未作具体说明，给笔者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余地。在笔者看来，无论历史学、文学还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才有可能达成文学、历史学与思想研究的有机融合，甚至达成研究范式的突破。百年“新红学”，其主流是历史学的考证研究，但恰恰是历史学的研究，更需要对研究对象加以历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历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来加以静态地、凝固化的考察，因为即使《红楼梦》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经过种种转变而进入小说的动态过程。至于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则要在观念史和社会史双重脉络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说中的思想倾向与之发生的张力。

　　现在大家提倡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种传统的趣味主义。传统趣味主义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非历史的态度，是以所谓的审美非功利，来遮蔽对历史、对意识形态的诊断。例如《红楼梦》中关于丫鬟的肖像描写非常稀少，宝黛初见时，对宝黛二人都进行了仪式化的肖像描写，但对同样是第一次出场的袭人却并无肖像描绘。包括后来的晴雯，只有在被逐出大观园时，才有简略的侧面提及。如果把这种现象用趣味主义来解释，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留白艺术，可以给读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实也有学者这么分析了），殊不知这正是趣味主义带来的似是而非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丫鬟肖像描写的忽略，是因为《红楼梦》基本立场并没有超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作者大体采用的还是贵族视角进行叙述（尽管曹家本身不是贵族），对丫鬟基本上是忽视的。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此种艺术手法的产生，这样就形成了文学内化于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研究的趋势。

　　又如梅新林教授很早提出对《红楼梦》进行文献、文本、文化三个层次的研究，那么，用一组核心概念（如《红楼梦》中的“真”“假”）来解释这三个层次，会有不同的展开方式。在文献的层面上，“真”“假”可能意味着要寻求《红楼梦》的本事、作者、版本，在文本层面，“真假”可能是叙事手法，诸如虚构艺术和典型化手法也可归属于此。在文化层面，“真”“假”涉及的是情真问题，这是《红楼梦》中非常关键的问题。梳理出类似概念，同时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加以思考，比如从“大旨谈情”的文化角度来理解“真假”问题，就会发现，《红楼梦》强调的情真正是回应了时代的思潮，这跟中国传统的礼义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文人对于形式化的礼仪危机充分暴露之后的思考有关。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都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对礼义文化进行了重构。梳理这种历史现象，揭示其本质，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态度。

　　有一点也许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921年，既是“新红学”的发端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年，“新红学”和红色文化，这一历史性的起点齐头并进，有其耐人寻味之处。其实，从广义的“新红学”来看，马克思主义红学作为一条主线，若隐若现，一直贯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诞生过王昆仑、高语罕的名著以及鲁迅的重要论断。建国后，马克思红学更是成了红学，也是考证派“新红学”的主力军，而个别红学家在考证中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运用，尽管学问很大，却常陷自己于泥淖中，得出了一些可笑的结论，令人深感痛惜。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就是不断地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精髓。就“大旨谈情”言，我们既可以把它放在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历史框架中来理解，也可以放在世界史学的趋势中来把握。（当代世界史学的趋势之一是情感史的研究，这可能是对启蒙时代以来，偏于理性思潮的一种纠偏）总之，如果能够把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放在整个世界史的学术趋势中，重新定位《红楼梦》，我们的研究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发展，并可望引发一种结构性突破。（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