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颐

　　

　　《古尔纳作品集》 （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瑟夫·布罗茨基有篇名文，叫《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提到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布罗茨基描述了自己所代表的流亡作家的处境：他所抵达的国家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流亡的现实包含着一位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角色以及权威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策划。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选择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移位和错位”这个世纪现象的一贯关注和新的期许。

　　比起布罗茨基等老资格的移民作家，奈保尔、石黑一雄、古尔纳这一代作家的境况已经大有不同。评论家张峰在古尔纳获奖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叫《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流散》。这个标题点明了移民作家身上共同的特点，即那种游走的、不安的流散感。“流亡”变成了“流散”，词语的情感维度的下降，或许意味着这批移民作家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他们依然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

　　●开启记忆之匣

　　古尔纳现居英国，用英语写作，是肯特大学的教授。他的作品集近期终于被翻译成中文版出版，目前包含《天堂》《海边》《来世》《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五册。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游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在移位和错位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想象和尝试。

　　《海边》讲述萨利赫·奥马尔逃离故乡桑给巴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抵达英国之后的故事，随着与昔日仇敌之子的相遇，尘封的往事渐渐浮现。《天堂》和《来世》讲述百年前殖民时期非洲人的命运，个人故事牵连着返场的历史记忆。《赞美沉默》与《最后的礼物》是姊妹篇，描述定居英国多年的主角在暮年之际，在疾病的困扰之下，对于往事的追忆，以及亲身返乡后的遭遇和想法，其中夹杂着许多难以融合的尴尬和族群、代际、文化之间的矛盾。

　　古尔纳始终坚持一种类似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兼具抒情笔调，以及含蓄但不可忽视的历史感。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有自传成分。古尔纳深刻地明白他的题材就是他自己与他的同伴，在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异质文化和他们原本成长植根的文化之间，他用写作的方式进行复杂的自我构想和自我创造。回忆是古尔纳最常用的叙事手法，或者说，他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主人公回忆的形式加以叙述的，至少，回忆构成小说的一条主要线索。

　　“我是一个难民，来寻求庇护的。”在《海边》里，萨利赫·奥马尔如此介绍自己，开启了他的记忆之匣。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很高超，多视角的棱镜折射，故事嵌套故事，奥马尔的回忆引出了其他人物，其他人物又引出了其他人物，每个人都在回忆往事，相互的记忆纠结交错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每一个“我”都在发声，每一个“我”都提供了自己角度的对于旧日事件的合理解释，这为“我”与“我”的最终和解奠定了基础。这部小说寄托了作者对于能以平缓的方式解决更重大的冲突与矛盾的一种期待。

　　这种期待还包含了一个前提，“我”跳脱了原有的时空，不受过去的约束和限制，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这是奥马尔离开桑给巴尔后才能获得的可能，也是古尔纳这代移民家庭离开故土奔赴远方的原因。那样一来，故乡也成了“他者”，“我”固然是流散的，是没有根的，但“我”也获得了自由，可以开口的自由，在异乡的窗口回望故乡，距离拉开了视野，得以透过表象，发现那些因太过切近而被遮蔽的事物。

　　然而，新的“我”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通过脐带保持着与故乡母体的联系，因此，“我”在新的国度的落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必然有许多难以兼容之处。

　　●坎坷的大陆

　　在《小说的真实性》里，非洲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说，小说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特定问题，小说的虚构始于自我发现的探险，终于智慧和人道良知。非洲曾经长期被殖民，至今陷于政治性的泥沼，非洲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富裕而不得，非洲小说的“真实性”也离不开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政治因素。从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古尔纳的理由里，我们能感觉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古尔纳的小说尽管不直接写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政治的氛围里。

　　《天堂》和《来世》讲述小人物的小故事，但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受到大时代的摆布，无论是商店的生意、贸易的运转，还是个人的婚姻、家庭的变故。男孩优素福必须认识到，阿齐兹叔叔不是他的“叔叔”，而是“老爷”，自己是因为父亲欠债被抵押的物品，这反映了非洲本土的阶层差别和权力结构。在近百年的殖民境遇里，这种权力结构并未被瓦解，而是被纳入全球化范围进一步加强，变为更多层次的压迫，老爷之上还有老爷。在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关系中，主人—奴隶的关系不是一种隐喻，而是真实存在、具有实在的意义的。非洲人的故事是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历史大戏的一部分。

　　在《赞美沉默》和《最后的礼物》的后殖民语境里，那些蒙昧的主体已经觉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模糊、暧昧的处境。

　　《最后的礼物》以阿巴斯的急症开篇，就像被打开的魔瓶。这个在英国的非洲人和印度人的组合家庭，经由阿巴斯的身体磨难剧烈地被“病毒”侵蚀着。阿巴斯回忆起了自己离开非洲、抛妻弃子的往事，玛利亚姆想起了她作为弃婴被抚育养大的生活，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儿安娜和男友尼克的恋情因为她的族裔身份和文化差异而终结了，儿子贾马尔决定把毕业论文选题定为桑给巴尔的近代历史。尽管阿巴斯一家已经是英国的中产家庭，但往事的威力和文化的冲撞仍然在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走向，哪怕下一代是在英式的教育里长大，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英式的，然而，他们仍然不可能洗掉旧有的痕迹。

　　《赞美沉默》更具有轻讽刺和哀伤的意味，“我”和爱玛的结合里有太多的虚假成分，为了满足这位人类学女学者对非洲的好奇心，“我”编造了很多关于自己身世的故事和非洲的风俗文化。这部小说就像一个很大的比喻，描述西方文化视域里的非洲的形象。当“我”返回故乡之后，“我”发现自己不能适应故土故人，觉得处于土著的闲聊、熟悉的世界之外，这种状态也是非常真实的移民群体的心理感受。

　　将这些小说并列共读，我们能从中看到这百年期间非洲的坎坷与进步。非洲小说试图确立与政治的适当关系，这一渴望被这些小说从各种侧面表现。尤其是针对一夫多妻制的批判，还有对非洲女性主义的关注。在《天堂》里，男孩优素福因为美貌而屡遭捉弄和调戏，无法获取他想要的爱情和平静的生活，小说的结尾暗示了他的绝望的选择。在这部小说里，人物都没能把握自己，不管男性女性，都只能载沉载浮。但在《来世》里，阿菲娅和哈姆扎因为他们的坚贞和哈利法的宽容而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更现代的《赞美沉默》与《最后的礼物》里，她们成为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现代女性。前几部小说里的女孩们必须包裹在头纱里，不能与男性接触、说话，婚姻只能被指定，因为想识字而遭到殴打，那种命运后来得到了很大改观。这些都呈现了非洲文化里女性生活的具体现实。

　　●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我们必须承认，欧洲文化对于现代非洲人的吸引力。非洲文学生产和研究的方方面面一直都被西方牢牢地把握着，早期的教会学校、西式精英教育和由殖民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英式大学，对阿契贝、索因卡和恩古吉等非洲第一批现代作家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

　　古尔纳同样处于这一系统之中，一方面受益于它，同时也是它的审视者和反思者。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沿用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国语，这使得欧洲语言在非洲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也促进了世界英语文学的极大繁荣。古尔纳的写作是使用英语的，但在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词汇。译者之一刘国枝说，“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语言的转换”，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译事”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我以为，这个“译事”可作宽泛理解，体现了古尔纳融汇不同文化的自觉意识。

　　纵观非洲现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说，非洲文学现代性中深刻蕴藏着殖民性根源，后殖民文学有着鲜明的欧式风格的烙印。欧洲教育对非洲思想和审美感受产生的影响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几乎在所有的现代非洲作家，包括阿契贝、库切、戈迪默等人的小说中都能感觉到。而且，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向殖民”。在古尔纳的小说里，比如爱玛把丈夫当作异域价值提供者，比如安娜与英国男友一家的相处，都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欧洲人对非洲文化的拒绝与接受、改造与被改造。

　　2021年诺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都无法完成，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呈现出一种由智者的热情驱动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在边缘化、民族意识、身份认同等问题非常敏感的当下，阅读古尔纳的作品，我们可以体察他对于“非洲性”的理解、对于移民群体“他者”形象的认识、对于弱势国族身份构建的关心。我们也就懂得了古尔纳为何获奖的根由：他为处于后殖民语境下异质空间里思考自我认同的人们带来了灵感、信心和希望。（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