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守涛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对新的一年寄予美好的希望和祝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新年的愿望单也在进行着一次次的修改。让我们将日历翻回到八十多年前，看看那时的中国文人们，都有着怎样的新年愿景。
1932年11月1日，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梦想征集活动，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大曝光。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周作人、叶圣陶等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尽管有这么多文人墨客来稿，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先生却也不免遗憾，他认为发出征稿之初，更希望获得广泛职业的来稿，而从结果看，多半是“文化贵族”，鲜有农民、工人、商店职员等的梦想稿件。尽管如此，《东方杂志》的这一做“梦”活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毕竟有那么多的文化名人投稿，他们的梦想虽不能说完全代表当时全社会的梦想，但起码代表了当时的民国文人们的集体愿望。
对于未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是传统的，他们梦想着建成无阶级、无国家、无压迫的大同社会，如谢冰莹的梦想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郁达夫的梦想是“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读者伊罗生的梦想是“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
相较于上述那些宏大的梦想，有些人的梦想倒是很实在、具体。如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梦想着“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梦想着“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有些人的梦想则别出心裁、颇为有趣，如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有些人则干脆没有梦想或不相信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只有极少数人的梦想是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如实业家穆藕初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
个人生活的梦想呢？大多数人做的还是那恬静的桃花源梦，如《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留学回来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大同社会”。这反映了他们的理想情结，对于未来大多还是寄予了很美好的希望。而生活在今天的文人们，他们的梦想或许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不过，不管是什么梦，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都应该会在胸膛里发出一阵澎湃之声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后来，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写了一篇《听说梦》。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张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