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魏鹏举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春节期间呈现了少见的“霸屏”盛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甚至可以被视为2017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级传媒事件。《中国诗词大会》不仅在广播媒体电视上收视长红，而且在交互媒体互联网上也得到了诸多好评：电视与手机双“霸屏”，家长与孩子齐“转粉”，这么办下去，大有跻身阖家欢新年俗之势。这个节目能取得如此显著的传播效益，固然源于央视的平台优势、精致的节目魅力，然而塑造这种奇观更深厚的力量则是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战略。
毫无疑问，节目的成功直接得益于中国最有实力的主流媒体精心打造。央视一套将节目放在春节黄金时段播出，当家花旦董卿主持，百家讲坛锤炼的媒体知识分子康震护法，加上新闻节目的加持，节目得到的传媒资源甚或令人联想到春晚。而节目形式则是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收视效益的知识竞赛类综艺，类似的节目还有当前很火的江苏卫视《一站到底》，以及十几年来收视不俗的央视二套《开心辞典》等。总体来看，平台传播力与节目产品的共同作用，是央视诗词大会节目“霸屏”的直接原因。
然而，节目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是其所折射的文化与政策的因素。近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复兴。这既是一个源自人心伦常的生态化进程，也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自觉推动。于是，国学教育不宣而热，仁义孝敬不言而喻。当然，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时伴随着多样性的文化景观，比如，婚礼上西式与中式并行，服饰里中国风与国际范混搭。我们知道，中华文化是中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几千年约定俗成、积淀延绵的特定价值体系、社会架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每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基因和生命密码。可以说，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参与感和认同感是与生俱来的。诗词大会这样的传媒产品对于成年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亲和力，也会调动其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进而会本能地将这种感受投射到寄予厚望的子女身上。本季诗词大会的冠军恰好又是年仅16岁的古典萌女，其示范效应与受众期待共同引燃了传播热情。适逢中央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档由中国主流媒体精心制作的传统文化类节目顺势实现了政策红利的乘数效应。
这档节目具有显著的传统文化因素，并引发了人们对古诗词的热情，影响甚大，实现了多重传媒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但因此就把它提高到体现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高度，未免言过其实。诗词大会及央视推出的诸如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相关节目形态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主打传统文化符号的传媒运营模式，出于传播的考虑，（竞赛）娱乐符号、（吸粉）明星符号、（残障）煽情符号、（黑人）异域符号等效果符码娴熟组合。此外, 义理、考据、辞章，借用清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的三个核心主张，诗词大会所兴发的古文辞热情，尚且处于记诵“辞章”阶段，还未提升到模仿创作，距离文史考证、义理阐发更远。
值得注意的是,节目的热播及受众的积极反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中国语言文辞的魅力，让我们在娱乐中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话语的感性、凝练和优雅，让我们在陶醉的同时学习记诵中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开始让许多中国观众意识到我们已经很久不善于甚或忘记了以中国式的话语言说了，西方话语、商业话语、网络话语，众声喧哗，许多人在热衷于学习外语的同时，母语表达能力却大大蜕化；在读屏指聊水平突飞猛进的同时，提笔忘字已经见怪不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词大会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尽管只是辞章文采方面的启发，但已然非同凡响了。
《中国诗词大会》以成功的传媒营造打开了通向传统文化幽深处的一扇门，我们需要穿越中国诗词的迷人花园，而非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文化修辞上，更需要严谨务实的文化传承行动（考据）、鞭辟入里的价值探究（义理），也就是《意见》所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和“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以坚定的自信、博大的胸怀去探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遗产与人文精神。唯有如此，诗词之美才有培基，才有灵魂。（魏鹏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