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巽达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既是族长，又是家族的精神领袖。他的人格魅力渗透在每一个有情有义的担当中，更照耀在每一个黑暗龌龊的角落里。文艺作品中那个“代表希望”的正面人物能够满足观众心理期待的最重要原因，是将希望的阳光映射进每一个无助的心灵深处。白嘉轩这个形象，不但对于《白鹿原》而言，是魂魄所在；对于读者或观众而言，也是希望所系。
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每天如时播出，渐入佳境。相信很多观众与我一样，随着剧情的进展，逐渐被白嘉轩的人格力量所打动，并引发不同程度的思索。
随着剧情的发展，白嘉轩的人性光辉圈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思考。
第一集中，当白嘉轩拉着粮食去“拉回媳妇”时，听见了未来媳妇的哭泣之声。原本这是买卖婚姻中的“日常景观”，但白嘉轩“不忍”，他不想把婚姻基础建立在“不情愿”的感情上，于是留下粮食打道回府。可其实，未来媳妇未必是对未来新郎不满意，她甚至压根儿就没有看到对方的模样。她的哭泣，乃是出于对买卖婚姻的天然恐惧。让她没有料到的是，她的哭声居然吓退了准新郎，并且哭出一个仁德重义的男子汉，待她醒悟追出门时，白嘉轩已经马不停蹄不再回首……
在当时普遍饥馑的农耕时代，白嘉轩的这个举动，无异于“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自己再娶的希望再次落空，让“无后为大”的家族恐惧再次放大。这是极不寻常的选择，对于他，却是出于对人性、对爱情、对婚姻的基本态度，这就从一开始奠定了白嘉轩这个人物的道德基础。
然后，在“交农”（相当于罢工）事件上，当白家长工鹿三被官府押解入牢后，白嘉轩得知消息，二话不说，不顾身后有娘亲、有妻儿，“主人为仆人”赴汤蹈火。在他心目中，好汉做事好汉当，此乃天经地义的信条，既然“主事者”是自己，哪有别人为他顶罪的理？于是他主动“邀罪”，甘愿坐牢，弄得一帮狱吏都一脸诧异。他哪里不知道呢——坐牢和杀头明明就是一步之遥，进得去就会出不来。可是对白嘉轩而言，背信弃义、让别人背黑锅等等，那是要“羞死先人”的。所以宁死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哪怕去死，至少“心安”。
对白嘉轩而言，背信弃义、让别人背黑锅等等，那是要“羞死先人”的。
在这里，白嘉轩为求“心安”而不惜赴死的内心动力，极具打动人心的人格力量。连白家的“老对手”鹿泰恒都被白嘉轩的“意外举动”所震撼，不得不假仁假义地让其子鹿子霖去府衙“负荆请罪”。当鹿子霖与白嘉轩同入牢房后，白嘉轩又作出了石破天惊的举动：死活要“一个人扛罪”，让鹿子霖和鹿三释放回家。在生死抉择面前，白嘉轩“为仁义而不顾性命”的决定，让内心极不干净的鹿子霖感到汗颜，也让白嘉轩的形象得以提升。
不仅如此，当事情有了奇迹般的转机之后，白嘉轩一旦被释，还不忘牢里认识的药房掌柜，请求县长“顺便释放关着的另一个远亲”。而当“牢友”向他重金感谢时，白嘉轩坚辞不受，其理由也是“图个心安”。为何白嘉轩“心安”的标准那么高，那么执著？这是由他虔诚的价值观决定的。在他看来，在仁义礼智信面前，那些蝇营狗苟的现实利益根本不在话下。
接下来，由于他的“大义之举”，毫无悬念地被选为族长，继承乃父衣钵。可族长是好当的么？不但要道德服众，更要牺牲利益。白嘉轩在当上族长后，不惜独家出资修缮祠堂，而且请其德高望重的姐夫朱举人撰写《乡约》，作为乡人的言行准则。于是乎，但见祠堂所刻，乡人所诵，妇孺所背……原上一片乡约声。白嘉轩像被灵魂附体一般，觉得《乡约》所言，简直是击中魂魄，与他理想中的农耕世界是如此协调。不由得日夜背诵，身体力行。
《乡约》与白嘉轩理想中的农耕世界是如此协调
看到这里，我想观众也许和我一样，心灵之弦难免被拨动——社会和人生，需要有作为“精神引领”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有了这个东西，人就有了奔头，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有所追求。这个《乡约》，看似“管”着一个村落，但其精神实质，完全可以放大了看——“管”住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啊，却是由一位乡绅所倡导。
于是乎，白嘉轩这个乡绅、这个农民领袖，形象顿时高大起来。他的人格力量，给浑浑噩噩的人生，注入一道新鲜的血液，射进一道炫目的阳光。也让我们依稀看到，领袖人物的个人人格力量和社会进步之间，似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联系。更让我们认识到，文艺作品中那个“代表希望”的正面人物，为何总是最能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因为无论社会多么黑暗、人生多么龌蹉，假如艺术不能给心灵射进希望的阳光，就会放大人生的无趣。所以白嘉轩这个形象，不但对于《白鹿原》而言，是魂魄所在；对于读者或观众而言，也是希望所系。（刘巽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