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印斌
今天我们创作历史剧，并不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为目的，而是试图从历史中发掘某些价值，用来解决我们当下的心灵难题、思想困厄，并最终实现现实与历史的贯通。
《敦刻尔克》海报与“抗日神剧”对比
诺兰的《敦刻尔克》热映已有些时日，但当影院里的灯光亮起时，不少人仍端坐不动，沉浸在“终于回家了”的感动之中。是的，“当40万人无法回家，家为你而来”。
这当然是一场大撤退。但能够将大撤退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惊悚感，并不容易。正如丘吉尔所言，“胜利不是靠撤退赢得的”。纵是如此，当电影结尾处，满面油污、垂头丧气的士兵看到车窗外欢呼着的民众和开了瓶的啤酒时，相信观众与士兵们的心情一样豁然开朗。回家了就意味着胜利，生存下来就可以继续战斗。
据史料记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日子里，从5月21日到6月4日，很多英国人自发去教堂为士兵祈祷，保佑这些为国奋战的年轻人。更有大量平民，就像剧中的月光石号老船长一样，开着商船、游艇去敦刻尔克接英国的子弟兵回来。一场事先只计划撤退3万人的行动，最终竟然运回了33万多人。这样的突围，令人动容。
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不同，《敦刻尔克》几乎没有剧情、故事，所谓的故事也是模糊的群像，惊慌的人众，以及一闪而过的一张张年轻的脸。在整个“被包围”“要回家”的语境下，我们看到了战争视野下个体的无助与努力，也看到了人性中最真切、最清晰的恐惧与挣扎。
对于一些热衷于表现胜利者所向无敌的人而言，敦刻尔克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不可攻破”的马奇诺防线不堪一击，到最后，只剩下蹈海而逃一条路。然而，表现战争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人情与人性，本来就是人类审视自我的普遍共识。这其中，并没有好与坏、东方与西方的区别。国内观众追捧《敦刻尔克》，更多还是藉此体察到自身的生命困境。
反观目前海量的“抗日神剧”，显然无法满足公众的这种情感诉求。无论是“手撕鬼子”，还是“裤裆藏雷”，抑或是己方的神勇超人、敌方的愚傻呆笨等，均有悖常情常理，让人觉得有隔膜。即便是有些欢笑，也显得傻傻的，毫无会心与默契。这样的影视剧，与其说是在讲故事，还不如说是在愚弄民众。
没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也没有宏观的把握、细部的雕琢，更不要说试图从中反映出战争与人的撕扯。场面也许宏大，但却是大而无当的苍白；故事也许不无悬念，但却是罔顾历史的编造。至于当下的人从历史中品咂出来的教训，以及希望通过战争这一特定语境表达的理念，更是少得可怜，即便有一点，也贫乏而单调。
不客气地说，看多了这样的剧，一个人的心灵非但不会丰盈起来，多一些沉思、玩味，甚至就连基本的认知和判断也会一点点丧失。历史并不虚幻，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国内的“神剧”编创以为迎合就是“创作”的话，则这样的“创作”无疑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也不用等到历史来做结论，现实中，大家已经选择了用脚投票。
至于说总有一些人，举着望远镜，试图从《敦刻尔克》中找到“历史虚无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瑕疵，不是蠢就是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退而言之，即便果真能够找到《敦刻尔克》的瑕疵，那也只能说是诺兰的问题，并无助于洗白国内“抗日神剧”的坏名声。如果因为自己拍不出好的战争片，却又去指责别人的努力，那可真的没救了。
其实，国内也不是没有好的历史题材作品。比如《集结号》，还有《东京审判》，均体现出宽阔的历史视野，以及对人情人性的穿透力。遗憾的是，类似的努力仍属凤毛麟角，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笨拙的《雍正王朝》之类的作品。尽管比起形形色色的“抗日神剧”来，《雍正王朝》还算精致，但似乎也止于此了。
历史剧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实景在线，而首先是艺术，是后人对历史认知的形象化呈现。今天我们创作历史剧，也不是还原真实的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中发掘某些价值，用来解决我们当下的心灵难题、思想困厄，并最终实现现实与历史的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剧创作仍有太长的路要走。（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