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评论部主编 杨晓华：
每一次看《于成龙》都会流泪，但以往是因为情节与故事，这一次是为它的艺术境界。当我看到于成龙的形象一幕幕地定格在美学时空的时候，我流泪了——个睿智、仁义、血性、厚朴、高洁、清雅的中华盛世中的士大夫的形象隽永地站立了起来，这是艺术境界的胜利！只有境界这一个词可以表达我对此次《于成龙》呈现的整体评价。
《于成龙》是深度忧患之作，是居安思危的作品。于成龙身处的大清正在加速走向盛世，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才能理解于成龙这种清正廉洁的思想价值、人格价值和今天我们通过舞台艺术展现的艺术价值。编剧郑怀兴选择了农民起义这样一个极具戏剧张力，同时也充满风险的题材。但是他对冲突的设定和解决非常巧妙。“收拾民心非凭剑，须赖官吏公与廉。对民暴虐终有报，天虽默默都在勘。”尽管这充其量也只是在封建民本思想范畴内解决矛盾，但是这种解决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情怀仍然是真实和崇高的，这种解决方式的艺术化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部戏具有文化的境界。它从文化价值的深层结构中揭示了历史人物活动的精神依据。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浴火重生、绝处逢生，亡国而不亡天下，是因为充满了伟大的气节。于成龙之所以能够担当天下、恫瘝在抱，在深层次上是因为他深受 “天理人心”这样时代哲学的塑造。《于成龙》深度揭示了于成龙戏剧行动的精神逻辑，使得人物具有了审美的厚度。
艺术境界集中体现谢涛的舞台形象之中。作为角色的她站在台上，不仅仅是一个于成龙的形象、一代廉吏的形象、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形象，应该是中华美学的一个时代性符号。从《范进中举》中穷困潦倒但渴望进入精英体系的文人，到《傅山进京》中和最高权力存在矛盾纠葛的前朝遗民，再到《于成龙》中完全接受意识形态整合并拼搏效命的士大夫，谢涛在塑造古典知识分子的道路上构筑了一个惊艳的美学序列。对这部作品而言，追求经典性已经不再是一个笼统的祝福，而是一个现实的任务，甚至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艺术使命，不过它需要的是在更高的思想逻辑、文化逻辑和美学体系中进一步改造和提升。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既需要艺术家的努力，更需要强大的团队，还需要国家艺术基金这样一个国家级机构和解放性机制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于成龙》在滚动项目两改两演过程中的提升表明，国家艺术基金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物质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实质性的，针对艺术本体的专业疗治。
（光明网记者石依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