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米
电影中对于复制人身份的思考几乎等同于人类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思考
《银翼杀手2049》剧照
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菲利浦•狄克主演的电影《银翼杀手》（1982版）在世界科幻史上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地位，它为70年代后期兴起的“赛博朋克”文化奠定了核心的美学基调和精神内涵。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cybernetics与punk的结合词)，又称数字朋克、赛伯朋克、电脑叛客、网络叛客，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赛博朋克的情节通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而展开，背景设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反乌托邦地球，而不是早期赛博朋克的外太空。它实际上标志着针对以往科幻小说不注重信息技术的具体设定的缺点的改善和进步。
在“赛博朋克”文化中，我们常会见到那种阴暗潮湿、破落不堪的街道，而这些街道的上层却往往是高大绚丽的科技办公楼，绚丽的高层与破败的底层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反差；赛博文化电影经常以神秘的东方文化作为背景，主人公大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punk”的本意就是“小流氓”“废物”。
“赛博朋克”文化的兴起伴随着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及定位人机关系。赛博文化的出现与欧美70年代的社会运动有关：左翼运动的兴起造就了激进思想的勃兴；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的盛行让新的思潮扩张变得可能；在七十年代后期，激进主义运动退潮，欧美青年陷入虚无主义和娱乐主义的陷阱之中，理想的幻灭与冰冷的现实造就了赛博文化的兴盛。在赛博文化影响下的典型作品中，“反乌托邦”绝对算得上是极为重要的主题。
早期80、90年代根植于“技术乡愁”的“赛博朋克”文化是以大众亚文化（如小说，漫画，影像以及电子游戏）的形式呈现的，而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赛博文化”或许需要新的呈现形式来迎接下一个时代。
《银翼杀手》（1982版）剧照
电影中对于复制人身份的思考几乎等同于人类对于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思考。特别是今天，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甚至即将超越人类的时候，这种对于“我要到哪里去”的恐惧感可能远远大于“我是谁”的迷惑。
对于人类自我身份的认知，美剧《西部世界》曾有过详细的阐述。这种哲学思考从帕斯卡尔的“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理性主义光辉招摇了今天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由造物主制造，而复制人则由人类制造。人类通过高科技把自己变成了“亚上帝”，并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缓解对于未来的恐惧。
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创造了另外一个概念：“灵魂学说”。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和人工智能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连情感都变得一模一样。而在未来，人类与复制人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灵魂”。
西方世界的上帝让亚当与夏娃塑造了人类，人类才有了灵魂。而《银翼杀手2049》继承了前部作品的故事线，让复制人的世界也出现了一对亚当和夏娃，并且创造了一个有灵魂的“后代”，复制人终于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但是对于“我要去哪里”的问题，整个人类都充满了悲观主义的色彩。
电影中也体现出了人类世界中的等级差异。如果人类算是“造物主”，那么有灵魂的复制人则是接近于人类，而“银翼杀手”则是复制人中的高级人，被杀的旧型号复制人则属于被淘汰的边缘人，而“玩物”则是投影装置中的虚拟人。
对于杀手“K”来说，“灵魂”是一种天生的“奢侈品”，没有办法获取。就连人类最卑微的妓女也比他这个复制人更“高级”。他曾无限接近“灵魂”，但是希望破灭之后，他领悟到“复制人能做的最人性的事，就是为伟大的事情自我牺牲。”包括他的虚拟爱人也是通过这种“牺牲”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
除了这些哲学思考，《银翼杀手2049》最大的惊喜是在视觉呈现上的突破。真人和虚拟人合体的一刹那是全剧的精髓所在，这一画面也将成为影史经典。电影同时带来了一些模糊的未来性，这是导演一直以来的风格——不去探讨一个具象的问题，而是采用碎片化的哲学呓语。在上一部《银翼杀手》上映的时候，人类还停留在对生化怪物恐惧的年代，但电影却带有预见性的对人工智能展开了探讨。可惜的是新一部《银翼杀手》也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阐述，人类的未来在哪里，《银翼杀手2049》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指向。（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