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最危险的书”引发的文学革新

2018-02-12 16:10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8-02-12 16:10:55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作者:责任编辑:刘冰雅

  作者:宗 城

  “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最危险的书》是一本关于《尤利西斯》的学术专著,却具有文学质感。作者凯文·伯明翰要讲的并不只是一本小说,而是二十世纪初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流向的剧变——这条长河为什么能在短短十年间改易主流,谁在此推波助澜?又是什么充当着河面下的冰山?

一本“最危险的书”引发的文学革新

  《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美]凯文·伯明翰著。这本非虚构小说讲述了一本书(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禁十二年后在人们的斗争下又解禁的故事。

  如伯明翰所说:“现代主义所要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经验论,这种已持续一个世纪的经验论过度信任永久的技术进步、权力和商业的不断膨胀,以及齐整的、净化的且可永远接受公共检查的事物秩序。”显然,伯明翰站在现代主义的一方,他认为《尤利西斯》是现代文学革命的原型,革命性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革命性?为什么《尤利西斯》及其出版具有革命性?它又是如何从一场先锋运动蔓延成整个文化圈子的革命?由此至终,伯明翰都试图拆解这些问题。

  在伯明翰看来,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所以,《最危险的书》才要强调《尤利西斯》及一众现代主义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现代主义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庄严秩序镇压的“不可言说之事”。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尤利西斯》之于现代主义文学,犹如《狂人日记》之于新文化运动,它是一次成功且难以被超越的文学实践。在《尤利西斯》之前,诸多先锋评论家提出了“何为现代主义”,但他们苦恼的是“如何实践现代主义”。如果一边高喊现代主义,一边却还在使用传统的叙事手法,那便是现代主义的尴尬,而《尤利西斯》的横空出世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隐秘之事被和盘托出,小说的美感却得以保留,《尤利西斯》践行了新的标准,叙述还如此出色,这是现代主义的大捷,于守序者而言却是灾难。

  《尤利西斯》的出现引起了文化领域的一场战争——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引起守序者的警觉。文学权威、审查部门联合正风协会的同仁们绞杀《尤利西斯》。“淫秽”犹如一把利剑,横在乔伊斯的脖颈边缘,也成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垒。

  《尤利西斯》这部作品可谓多灾多难。1921年,它在美国和英国遭禁,《小评论》杂志被送上法庭。到了1923年,英美当局又迅速烧毁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在当时的美国,“协助进口《尤利西斯》——就算仅仅一本——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当它被送上法庭,法官却宣判它无罪。1933年12月,在纽约的美国地区法院,伍尔西法官宣告此书并非诲淫。

  《尤利西斯》的“胜利”得益于出版社的“算计”。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曾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与律师莫里斯•恩斯特的“杰作”。他们雇人带了本《尤利西斯》通过美国海关,当海关人员即将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诱导海关没收。为确保案件胜诉,贝内特•瑟夫特意摸清了法官约翰逊•伍尔西的背景、立场和审美趣味,并嘱咐律师选择伍尔西在纽约的时间提起诉讼。果不其然,支持创作自由的伍尔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则”,《尤利西斯》因祸得福,从违禁小说一下子变成年度畅销书。这是一场属于出版社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革命的光辉时刻。

  为什么森严庞大的审查部门在坚守十余年后最终放行?为什么势单力薄的乔伊斯,最后却在文化集团的簇拥下成为推动文学革命的旗手?法官的口味、出版社的“算计”都是原因,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决定整个历史进程的是现代主义者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不屈不挠、满怀激情推动他们所坚信的事业,哪怕只能用土豆果腹,他们依然没有退缩。这奋斗的十二年,也是整个文学观念悄然变化的十二年。《尤利西斯》的成功是偶然中的必然,它的确是一部惊人的杰作,哪怕你不认可现代主义,也会被此书的奇妙所深深折服。

  乔伊斯成就了现代主义革命,携时代浪潮完成了一场深刻的文学革新。某种程度上,这场革命是必然的,因为既有的文学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已陈腐不堪,旧秩序的压制要被击败,是“人欲”的诉求导致现代性革命必然发生。(宗 城)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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