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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天之手修复古籍,携匠心精神传承技艺

2018-06-05 10:12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8-06-05 10:12:44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以补天之手修复古籍,携匠心精神传承技艺

——追忆“一代国手”张士达

  作者: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秘书长 张粤

  我的爷爷张士达,字俊杰,1902年生人。小时候,我只知道爷爷曾是一名老北京的“古书郎中”。具体什么意思,我并不太懂;然而他常说的话:“手艺好的人不需要自说自话,而时能叫别人时刻想着你……”这话里的意思我是懂的,并且一直记着。

  爷爷十六岁的时候,因生计所迫,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了一名学徒。清末民初,肄雅堂和肄文堂并称为京城装裱修复的两大金字招牌,经营范围除收售古旧书籍外,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最为著名。爷爷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三年,白天忙于店里迎来送往,晚上时常和店主丁梦松的孙子一起整夜地抄写书目。他天资聪颖、心细如发,对书籍残页缺字、版本类型、收藏流向等信息了然于胸。听人说,正是凭借这项技能让他在选购古旧书籍时具备“慧眼识珠”的本领。

  古旧书籍经选购进店后,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有些书甚至已经支离破碎。修补破损古籍是古旧书业的一项特殊技艺,修补是为了给古书还原一个好的品相,以增加市值。在肄雅堂古书店里,爷爷不仅学会了各种书籍的装订,同时还如郎中一般,对各类破损书籍进行“瞧病”和“诊治”。三年满徒后,店主看重爷爷为人厚道,对书目熟稔,加之手艺精巧,不舍得他离开,又雇用了四年。期满后,店主丁师傅便帮助爷爷在海王村公园内独立开设了“群玉斋”书店。

  从肄雅堂到群玉斋,爷爷的古籍修复技艺逐渐在业界得到认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在其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一书中多次提到张士达,称其为“颇通目录学,并善装订古书。”与古书为伴,已从他的谋生之计转变为一生所好。

  光顾群玉斋的人里,有许多近代文化名人与学者,鲁迅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鲁迅毕生购置、收藏古籍近万册,除收藏古籍之外,先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亲自修补、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正是因为这个爱好,他在琉璃厂与爷爷相识,不但向爷爷请教修书事宜,还请他为其修书。这些经历,在鲁迅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除了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李一氓、周叔弢等众多文化名流和学者,也都是爷爷的座上宾,是向爷爷讨教修书秘籍的老客户、老朋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想必,这是爷爷生命里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吧!

  民国时期,琉璃厂的古籍书店最兴盛时有200多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经常在此访书、购书,对爷爷的古籍鉴定水平非常认可,对他的修书技艺尤为欣赏,便给他起了“一代国手”的称谓,之后更是享誉京华。

  当年,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设有装修组,专门做书籍装订与修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充实人才储备,北京图书馆从民间遍寻精通典籍的能手,爷爷便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一员。

  在北京图书馆那些年,爷爷从事修复装订善本书籍的工作,参与了大量国宝级文物的修复工程。现存南京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便是经爷爷修缮,并由赵万里亲手题写“一九五九年张士达装”的字样。典籍上留下修复师大名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例。

  同时,爷爷还担任了国家古籍修复培训班的教员,当今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习师师有宽、潘美娣、赵嘉福,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爷爷的亲传弟子。

  成为“公家人”之后,群玉斋的老朋友们还常来馆里看爷爷,但是爷爷立了条新规矩:无论交情深浅、报酬高低,老朋友的私活一概拒绝。他说,一旦接私活,就说不清楚是不是占用了公家的时间,用了公家的材料……即便是收入少点,也要一清二白,心里踏实。

  1980年,“文革”后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青黄不接。为此,北图几经周折,联系上已经退休在江西休养的爷爷,想请他回馆继续培养青年人才。接到信后,爷爷欣然应允,他说:“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于是,爷爷带着满心希冀北上了。那一年,爷爷已经78岁。“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冬风望北飞。”说的大概就是这情形吧。

  但是,毕竟爷爷年岁已大,两年后他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回到南昌。同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北京图书馆的朱振彬、刘建明、刘峰三位入室弟子。原来,他们将培训班移师到江西省图书馆来续完最后的一年。爷爷奶奶心疼三位北京来的哥哥,每逢星期日,便招呼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变着花样地蒸馒头、包饺子、烙馅饼。30多年过去了,三位哥哥都成为沉稳持重的行业专家,成为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的领军人物。

  爷爷在这最后一年的教学里,又收了从南京慕名而来的邱晓刚、杨来京和江西省图书馆的温柏秀等几位弟子。每天上午,他们轮流到家里来接爷爷上班,下午抢着送爷爷回家,为的是路上能听爷爷聊聊老掌故。

  1983年,培训班结业后,爷爷彻底退休了,他愈发沉静,从不提古书的事,偶尔打打太极拳,更多时候是闭目养神,哼哼京剧。但职业病偶尔还是会犯,出门时有意无意会拣点发黄旧纸带回家。1993年元宵刚过,爷爷静静地走了。那是正月十六,我们最后的一次团圆。我在床边握着他带有余温的手,见他嘴合不拢,似有遗言未尽。

  时光荏苒,25年过去了,我们举家南迁深圳,我也从一名传媒人起步,逐渐成长为一名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人员。借助报纸、网络等媒体,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古籍保护的相关信息。令人欣喜的是,自2007年文化部推出“古籍保护计划”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纸质文献的保护空前重视。有关爷爷的这些老故事,我也从他诸多弟子的访谈报道中逐渐得以丰满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爷爷的“关门弟子”——南京大学邱晓刚老师那里,留存着厚厚一沓爷爷的亲笔信,信中思维清晰,言语殷切,满满是对修复革新方法的孜孜以求。

  我这才知道,业内尊他为“国手”,不仅因为他对传统的技艺掌握得炉火纯青,更可贵的是他对前人的装帧方式和修复技艺一直在进行改革创新。比如像“蝴蝶装金镶玉”的装帧法,便是他在几十年的摸索中改良而来的;直到完全退休后,他仍常常苦思冥想,想的是如何将国外的纸浆修复技术成功“本土化”;他一生最大的心病,便是担心一辈子的经验和技艺不能传下来。有封信结尾处写道:“我已八十三岁,倘若火焚,方法难传。”我回忆着爷爷晚年沉默的脸,倏然领悟了他“与时间赛跑”的忘我一生。

  人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年烟花三月,一封大红请柬将我请到六朝古都南京,在位于鼓楼边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内,会议室上挂红色横幅“江苏省古籍修复高级研习班暨张士达先生古籍修复技术研讨会”,在邱晓刚老师的主导下,爷爷的师门得以最齐整地团聚,老、中、青三代“古书郎中”济济一堂。平日里沉默是金的师友们纷纷开言,分享他们为古籍“续命”的几十年:泰斗级的专家师有宽、潘美娣早已桃李满天下,依然工作在修复第一线;国图的中流砥柱朱振彬、刘建明、刘峰是全国技术能手,皇家藏书《天禄琳琅》修复工程正如火如荼;南大的邱晓刚用十几年的时间,将爷爷的遗愿“手工纸浆修复法”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目前在学校的专业教学中推广实践……谈笑间,我仿佛听见了老宅深巷中的纸笔摩挲声,透过窗棂入耳的锤书之声,闻见了隔门飘出的浆糊香……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昔日的“一代国手”“群玉山房”均已是典藏的记忆,真正的永恒,在心头、在指尖依然缭绕。伴着“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的十六字歌咏,中华大地上古籍中的文字逐渐鲜活起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士达”三字已成为一种文化介质而存在,爷爷携着“匠心精神、君子品格”踏着东风含笑归来。(张粤)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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