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主角选择的开局手段，作者写道：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的解释，不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地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地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地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上，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从此之后我就跟随着石越的脚步开始了在宋朝的旅程。为他做官而喜，为他的一笔臭字而乐，为楚云儿而悲，为久不更新而怒……到了2006年之后，这书的风格又为之一变。随着宋代被石越改变得越来越深刻，主角也在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之后隐在幕后，笑看被他所改变的北宋政坛风起云涌。
个人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真实再现宋朝的风土人物，与历史小说相仿。二是着力点放在庙堂的政治纷争中。没有一个对手是弱智的，没有一次成功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另外，作者对国家大战略的把握当得起“专家”二字，封建南海之策在网文界可谓空前绝后。当然，树大风高，给这本书挑错的人也极多。几乎每一次作者的失误（也可能是读者眼中的失误）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经历的至少就有两次，一是托梦警告大饥荒，二是佑圣军投降事件。当然也包括后来的唐康杀俘，书评区和百度贴吧里面每次都有疾风暴雨……
当然，作者对这些争议事件都有着自己的认知，比如他就借田烈武之口说：
“那些狗娘养的，只能算是畜牲。”田烈武低声骂道，“我也想把他们全宰了。但若是你和李浑那小子不把我迷倒，这事我却不会做。我这次擅自出兵，是不得已，但我也有自己的章程——当年狄相公昆仑关大捷，今兵部郭侍郎当时在麾下，违令出战，大破侬智高，战后回营请死，狄相公说，违令而胜，是谓之‘权’，这是有功而无过——可就在昆仑关大战前，他还一气杀了违令出战的三十二名将校！可见军令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当年郭侍郎若是死守着狄相公的军令，昆仑关之战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
所谓的‘名将’，是要知道审时度势，要有敢承担责任的勇气——郭侍郎明知道狄相公军令甚严，他违令出战是可能要被处死的，却行之不疑，我当年听司马纯父先生讲到这一段时，心里便甚是佩服。我虽然不敢比郭侍郎，但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我以一个小小的捕头，受学士知遇之恩，又幸得皇上的恩宠，能有今日之出身，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要是只计较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不顾国家安全，不顾百姓死活，我便是个小人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违令。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才智，视军法为无物，也不会是正道。二公子，你想想，若是郭侍郎违令得胜后，便不知收敛，专门视主将的军令为无物，那他还算是‘名将’么？‘权’这种东西，智者不得已而用之，若是经常用，便不能叫‘权’了。或者名将，用‘权’之时，便越要谨慎，否则，军中岂不乱套了？若是恃智而妄为，那我们和雄武二军那些畜牲相差也只有半步之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