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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与“渺小”
崔诗排第一，李白仿古人？
那么，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的《凤凰台》相比，究竟如何呢？前人评述夥矣，然大多语焉不详。例如，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只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第一”。清代诗人沈德潜赞其“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却没有讲如何“意得象先，神行语外”。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也只是说“此诗不可及者，在意境宽然有余”，却没有说什么意境，如何“宽然有余”？
明代瞿佑的阐述还算清楚：崔颢题黄鹤楼，太白过之不更作。时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讥。及登凤凰台作诗，可谓十倍曹丕矣。盖颢结句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结句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爱君忧国之意，远过乡关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别有“捶研讨会黄鹤楼”之句，其于颢未尝不耿耿也。
深究瞿佑的观点可以发现，他认为李白的《凤凰台》远远超过崔颢的《黄鹤楼》，简直就像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样。其中的关键在结尾两句，李白结尾的“爱君忧国之意”，远胜过崔颢结尾的“乡关之念”。这个论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实，崔颢诗的结尾并非简单的“乡关之念”，更不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崔颢是以“乡关”比喻人生的归宿——生活的归宿，思想的归宿；政治的归宿，信仰的归宿；形骸的归宿，灵魂的归宿。这是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是诗人在为整个人类的终极归宿而愁。这样的作品难道不够深刻吗？相比之下，李白的愁就显得渺小了，他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不得见用而愁”。
另外，崔颢全诗都在探讨人生的归宿问题。前四句是说：昔人黄鹤修仙得道、乘云升天并非人生的归宿，那只不过是虚无的传说而已。因为如果黄鹤真的成仙了，他怎么会一去不复返呢？诗人分明是在告诉后人，请不要迷信乘云升天的黄鹤哥，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如果后人可以效法，为什么千载以来再也没有人像黄鹤那样乘云而去，致使“白云千载空悠悠”呢？
既然得道升天不行，那人类能否像汉阳和鹦鹉洲上的草木那样萋萋生长、自生自灭呢？当然也不行，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不能像草木那样无忧无虑、无情无义。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类肉身的生命虽然像芦苇一样脆弱，似乎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类自信自己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都高贵得多，因为人有能思想的灵魂。
探索人生归宿的两条路都行不通，这才发出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的疑问，才有了“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慨叹。这里的“日暮”，既是自然的“日暮”，也是人生的“日暮”。从“晴川”到“日暮”，诗人探索的结果犹如“江上”“烟波”，不知“乡关何处”。人生不再，归宿不知，此情此景，愁何以堪？这也是古今哲人共同的悲愁，正所谓“万古到今同此恨”。
创新是衡量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因袭的东西往往价值受限，哪怕是“阳货无心，貌类孔子”。崔颢的《黄鹤楼》不仅主题深刻、立意高远、通篇浑成，而且结尾两句的比兴都是独创的、全新的、前无古人的。
严格来看，李白《凤凰台》的结尾两句却是因袭的。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说：第一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才。我们来看看李白《凤凰台》结尾两句的比喻是什么“才”呢？
在战国屈原、战国宋玉、西汉陆贾、西汉刘安、东汉孔融等人的作品中，类似“云容容兮而在下，日窈冥兮羌昼晦”“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的诗词比比皆是。可见，以浮云蔽日来比喻奸臣当道，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比喻了。套用王尔德的话来说，李白不知道是第几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什么“才”了……
综上所述，崔颢的《黄鹤楼》是不是算得上七律中的“第一”，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否可称为仿拟之作呢？（张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