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广学

　　当编辑部把高高的一大摞《袁世硕文集》打印稿交与我负责时，我的内心掀起了阵阵波澜，既惶恐，又兴奋。惶恐的是，袁先生作为学术大家，驰誉海内外，“邈然予小子”，何能承此重任？兴奋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杜桂萍教授是袁先生的及门弟子，编辑师祖文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胜缘。于是，我临渊履薄，黾勉从事。如今，这套墨绿色的《文集》正散发着淡雅而清新的书香，整齐地端立在我的眼前。

　　《袁世硕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蒲松龄著述事迹新考》（第一册）、《孔尚任年谱》（第三册）、《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第四册），早已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本次出版，在旧版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整合与增订。《〈聊斋志异〉知解散论》（第二册）、《文学史理论·交流》（第五册）均为本次新编。前者对《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和18篇名作进行了深切独到的分析和鉴赏；后者包含了袁先生对文学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多维探索，又收有为师友、弟子论著所作的大量序跋。《文集》既有袁先生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的夫子自道，又有在此理念、方法的指导下作出的突破性成果。读者若能前后参证，悉心寻绎，必能得到诸多的启发。

　　袁先生高度重视理论素养。他曾明确指出：“在整个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因素是带有方向性的、最有活力的因素。”（《治学经验二谈》，《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袁先生的理论意识自觉、强烈、持久，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学术生涯的每一个阶段。翻开《文集》第五册“上编走向理论”，16篇论文中，有对文学史相关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有对风行一时的接受理论的犀利评点，有对阐释学巨著《真理与方法》的大胆质疑，有对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五大观点的切实研判。在袁先生的其他论著中，我们还可捕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等深浅不一的印记。袁先生对理论的阅读之广、思考之深、运用之活、收获之丰，在当代卓有建树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实属罕见。

　　与重视理论素养密切相关的，是袁先生大力倡导问题意识。他曾专门撰写《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研究》加以论述，此文开宗明义：“开展学术研究，关键要有问题意识。可以说，学术研究靠问题意识引领。”（《人民日报》2015年11月30日第7版）袁先生研究每一个课题，撰写每一篇论文，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如研究蒲松龄事迹著述，袁先生想考索的是“这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生活状况和创作方面的情况，以及《聊斋志异》的流传情况”（《文集》第一册第3页）。梳理孔尚任交游，袁先生是“为探索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根源和素材来源，提供一些情况和材料”（《文集》第三册第197页）。翻开《文集》第四册《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更是袁先生“问题意识”主张的集中呈现：“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以研讨问题为主，是为求得对这几部小说名著的某些方面的认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文集》第四册第2页）问题意识已成为袁先生学术研究的标识和底色。

　　袁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既强调历史主义，又坚持文学本位。强调历史主义，则需考证；坚持文学本位，又需诠释。袁先生对考证的地位有着明确的认识：“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是从属于文学史的基本任务，即有助于历史地解析、评论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可以说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他认为，史实考证应该为理论诠释服务，归宿在于对作品的诠释，“诠释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任务是对作品描述的内容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意义层面的阐释。”

　　综观袁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著述，往往首先通过考证的方法，探明作家的创作史实，理清文本的外部关系，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又运用诠释的方法，深入分析文本，让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这样的研究就真正避免了“过分关注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视从材料中可能获得的最终含义”（［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如袁先生考察蒲松龄和顾青霞的关系，即是精彩一例。袁先生通过考证，发现蒲松龄对年轻貌美、才艺不凡的顾青霞的感情非同一般，甚至有“付与可儿吟与听”的亲昵失态的诗句。在此基础上，袁先生把蒲松龄的这段感情历程和《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白秋练》联系起来，发现这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有顾青霞的影子，寄托了作者对顾青霞早逝的哀思。可见《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和蒲松龄的生平经历有密切关系，这说明《聊斋志异》并不全是听来的奇闻逸事，至少有部分作品就是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编织的故事，蕴含了他的身影和心迹，于是鲁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经典论断便不完全准确。这样精到的研究，如层层剥笋，启人心智，开人眼界，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新颖独到的观点，更是富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迪。像这样考证细密、诠释精妙的研究在袁先生《文集》中为数甚多。

　　袁先生的学术生命丰富、舒展、辽阔。《文集》所收，均是袁先生的个人成果。此外，他还曾主持编纂《元曲百科辞典》，主持整理《王士禛全集》，与殷孟伦合注《聊斋诗词选》，与徐仲伟合著《蒲松龄评传》，与邹宗良合校《醒世姻缘传》，等等。这些或主编或合作的论著，也都花费了袁先生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可惜没有选入《文集》，至多收有个别《前言》。《文集》所收之精粹与袁先生态度之矜慎，亦由此可见一斑。

　　近二十年来，袁先生在从事专业著述之余，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等国家级教材，彰显出一代优秀学人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这些教材，响应国家政策，惠及万千学子。作为教材主编，或发凡起例，或组织协调，或最终统稿，工作量之巨大、繁重，非局外人所能体会。每念及此，即会对袁先生的高风亮节钦佩不已。

　　《文集》所收论著，戛戛独造，足以代表其名山事业；《文集》外之学术活动，影响深远，又可见其学人担当。打通《文集》内外，方能看出袁先生完整的学术人生、全面的学术图景及其学术背后的拳拳之心与眷眷之情。

　　如今，袁先生已逾鲐背之年，但依然怀抱着对学术的一腔赤子之心，笔耕不辍。其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元杂剧三家考实》已于今年《文学遗产》第1期刊发，其以数十年学术功力铸就的《录鬼簿校笺》也将很快付梓。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不能不令后学感佩动容。（杜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