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故事里的女性友谊与成长

　　作者：胡卉

　　2014年9月，我作为新生，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班。每周四下午有一堂“散文写作实践课”，连上四节课，与其他专业课仅上两节的安排有所不同。授课老师是作家、散文家龚静教授。在我的印象中，龚老师说到这个课和我们的练习时，常用的词不是“散文”，而是“非虚构”，不是“抒情”，而是“叙事”。她可能是希望我们把眼光投向更开阔的真实，拓展题材与审美的边界，也习得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的基本功。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非虚构写作”这个门类。

　　有次作业，龚老师让我们写一个人。文学的课堂有着自在包容的氛围，我对老师和同学都没有隔阂，想与大家做坦诚有效的交流，所以写了一个好友的正困扰于心的选择：她以处女之身投入一个性功能障碍男子的情感世界，孤勇而温暖地开始，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也离开了这块异乡。我与她，包括我的同学，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几乎都是从外省来到上海，对爱情和漂泊想得比较多。我记得当时大家敞开心扉聊了许多。后来以此写成的这篇《春晓》收录在我的新书《木兰结婚》里。

　　那时，我还没有读到大江健三郎对“异乡”与“故乡”的寓意：“异乡——象征着与死亡短兵相接的生死考验。故乡——象征着恢复、生产及新生命的再生。”我也没有读到波伏瓦充满洞见的研究和归纳——在谈到少女经历的性启蒙时，波伏瓦说：“呈现在她面前的所有问题，都以紧迫而尖锐的形式汇聚起来。……无论如何，女人对此的反应，影响了她大部分的命运。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同意少女的性欲开端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开端在她以后的一生中都会有反响。”

　　如今读到这些比较抽象的言论时，我会想起春晓（化名）这样的人。我知道了它们在说什么。但是在我一开始练习写非虚构的时候，并非是想要主动去诠释文学的某些母题，而完全是凭表面的、鲜活的、本能的刺激在写。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木兰结婚》中的15个女性故事，大多数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

　　如果不是被人问及，我大概不会去想“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问题。写作是自然发生的，就像爱和友谊自然降临。书出版后，我回校与学弟学妹们做分享，试图归纳自己写作的最初动力，应该是来自于女性之间的友谊。正是因为我对朋友的困惑、佩服、痛惜、惦念等，让我花了很多精力去梳理她们的选择和运命，所以《木兰结婚》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竟来自我早就认识的人，所谓故事，其实是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发生的突变。

　　青年作家张怡微教授在她的研究《凝聚的渴望——论女性友谊的书写》一文中，提供了一个充满启示性的动人的观点：“文学化的‘交谈’与交际，可能成为青年写作者探索世界的协作工具。女性的友谊，虽然从未成为人类关系的典范，却正因没有答案、没有结论的现状，为青年写作创造了写作条件。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能使女性产生‘凝聚的渴望’的关键力量，无论是在文学内部，还是在文学以外。”

　　后来，我自己的内部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如那些写下和没被写下的朋友们。比如经历了生育。在没生育之前，我作为一个女人，也把这当做人类生活中如吃饭穿衣一样最平常的事，既不能理解为人母的笑容和幸福，也看不见她们的痛楚、风险和悲剧。等到亲身经历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并不亚于一场“劫难”。事实上，我看到张新颖教授当时新出版的《九个人》，写翻译家巫宁坤经历时代的惨痛劫难而“未毁”，也即“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我几乎是以此来警醒和勉励自己的。

　　后来，我又看到大江健三郎在随笔中讲到自己的朋友井上靖，他在患了食道癌动完手术后，一鼓作气地写完了小说《孔子》。《孔子》成为井上靖的遗作，也是代表作。大江健三郎说到他的一个观察是，作家一旦生了病，尤其是危及生命的重病，痊愈之后，往往会发表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大作。他还联系但丁的“下地狱、登炼狱、上天堂”，以及创作《神曲》的经过，分析说：人病愈之后，并非只是回到生病前的起点，而是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升，同时获得了不断上升的能力。因此，如果他是诗人，就会写作诗歌；如果他是作家，就会写作小说，来表现他所获得的新的感受。这些作品给人们传递着生命的信息。

　　我想到，对很多女性来说，生育也无疑是身体层面上一场危及生命的挑战，一次接近死亡的体验，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这些男性作家一样，从这里面收获一些上升的能力？也许可以尝试。从个人体验出发，我正是因为生育过后第一次觉得男女的差异这么大，才会去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故事（《瓜熟蒂落》）。也是因为养育孩子的琐琐碎碎让我觉得，如果不平行着开拓出一个更大的、更富有连贯性的空间，我将无法欣然接受母亲的新身份。所以，这一年来，我开始尝试记者的工作，进入陌生人的世界，既是挑战和丰富认知，也作为书写熟人世界的一个补充。（胡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