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轶伦

　　一部1994年上映的《股疯》，记录了那个时代上海的希望、热潮和反思。

　　《爱情神话》热映，又带热关于沪语电影的讨论。

　　其实，早在1994年，媒体人和影评人已经在讨论同样的话题：“过去有人担心，使用地方语言会使观众欣赏困难。但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城市所使用的语词语音，本身有一种让人模仿的必然性……这是经济发展使然，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其次，上海话具有相当强劲的表现能力，形象化程度很高，如把小额票面钱币称为‘癞头分’等等，使影片增色不少。”

　　文中提到的影片，就是在1994年上映并大热的《股疯》。这部由香港导演执导，在上海取景，由沪港两地演员出演的影片，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人经受股市冲击的众生相。影片有普通话、上海话和广东话三个配音版本和英文字幕。其中的上海话版本中，主演潘虹说沪语，加上吴媚媚、王汝刚等滑稽戏演员的表演，将90年代许多刚刚开始流行的口语、俗语、切口、新名词等，淋漓尽致保存入镜头。

　　如今重温，更令人怀念其中保留的上海街景。潘虹扮演的小市民范莉是公交车售票员。她从43路公交车车窗探出头来，头顶破旧掉絮的毛巾降温，手摇写有“慢”字的小红旗，泼辣地呵斥吊车门的乘客。这样的出场，堪称经典。

　　天桥

　　电影开场，范莉和乘客的一怼一回，同时立起了人物形象和时代背景。

　　范莉为了面子，谎称自己的丈夫在外国。但乘客用戴满戒指的手拿起当时作为暴发户顶配的“大哥大”，“不经意”地展示大户气息。为了羞辱范莉，乘客故意拿出一张百元大钞要售票员破开，范莉则抓起大把找零“癞头分”砸向对方，两人争执不下，车辆被逼停闹市。此时镜头一扫，出现的是南京路西藏路椭圆形天桥全景。

　　按照43路的行车路线，公交车从虹漕路经徐家汇到南浦大桥，是万万不可能停在南京路的。但南京路西藏路椭圆形天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的确确是上海的一道风景。

　　20世纪80年代，随着机动车数量增多，为了解决安全、噪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上海开始建造天桥。1985年前后，和南京路西藏路椭圆形天桥同时出现的，还有延安东路外滩天桥、南京西路石门路“S”形天桥等一批天桥。这些天桥不仅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还成了城市生活的发生地，许多人在天桥上散步、观景、约会。

　　不少外地游客到南京路观光，都要特意走一走这座天桥“打卡”。《股疯》留住了这座天桥的影像：桥上熙熙攘攘看热闹的人，多半还穿着朴素的白衬衫蓝外套，天桥上方还可以清晰看到市百一店的店招。

　　直到2003年，有着18年历史的南京路西藏路椭圆形天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公交

　　有一条有趣的幕后新闻：在《股疯》筹备之初，大家还没决定好女主角的职业。一次，潘虹与导演一起乘公交20路车，车到中山公园终点站后，车上的一些乘客为车辆放大站一事与售票员争论不休，几名乘客继而辱骂、殴打售票员。公交职工得理让人、忍辱负重的情操震撼了潘虹与导演的心灵，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主角找到了！《股疯》主角的职业就这样定了下来。

　　1993年10月，电影还未上映，因拍摄与公交职工结下不解之缘的潘虹就受聘为公交二汽公司名誉职工。潘虹从二汽公司经理手中接过聘书时，激动地说：“我接受过不少聘书，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荣幸！”

　　影片中的售票员范莉，敢想敢做，很快在香港商人的点拨下于股市赚得第一桶金。当公交车车队领导训斥她上班时间炒股时，她眉眼得意，嘴角带笑，斜着身子对领导说：“在你这里做死做活一个月500块，我现在两个钟头赚了2500块。我下班了，再会！”

　　现实生活中，那些年，公交这个昔日“大劳保”的热门职业的确受到冲击。

　　从一篇《公交驾驶员“围城”现象析》的新闻里可以看到：公交驾驶员跳槽出去的多达几百人。公交23路车队一位驾驶员不辞而别，到一家合资酒家车队任“的士”司机。不过几日，他腰别BP机、开着出租车到原车队炫耀：“朋友，有事尽管来找我帮忙。”

　　而另一方面，一些效益不好的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想挤进公交系统的也为数可观。“公交一汽公司登出招聘150名驾驶员的广告后，短短6天填表报名者达570名，出现了争先恐后的场面。”某造纸厂一位应聘者说：“夫妻同厂月收入相加才600多元，日脚过得紧绷绷。能进公交的话，家庭月收入可翻一番。”

　　草纸

　　按照影片中的人设，范莉精打细算到锱铢必较。家里的废纸、玻璃瓶全部积攒起来卖钱，烧饭时还偷偷在公用厨房里拧开一点点水龙头积水。香港商人叫她蹲守买认购券，她转手分包给邻居，自己既赚到了佣金也不必排队辛苦，展现了经商的天赋。

　　最经典的一幕来自范莉为出差的丈夫准备行囊。在丈夫表示要出差一周时，她拿出了七张草纸。当知道丈夫最后一天中午就能返家时，她干脆利落地将一张草纸撕半：“六张半草纸够了。”

　　走过那个年代的市民，大约都有将草纸一撕两半节约着用的经验，在看这段对话时，大约都会心酸又发笑。一刀草纸应是一百张，1991年报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令人耿耿于怀的事：“去国营商店买了一刀草纸，回家和老婆一张张数，居然只有85张。”“这十五张草纸的价格起码在六分以上。老婆立刻要我第二天去商店找经手的营业员算账。”

　　由此可见，这件事看似小，但对于当时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的市民来说，着实不是小事。

　　宝地

　　1993年8月，“徐家汇天钥桥路的万国证券所前人头攒动异常热闹。原来，《股疯》利用周末股市不交易的空隙在此抢拍镜头”。

　　按照这段报道，可以推测，这一取景点是当时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徐汇营业部，位于肇嘉浜路1075号，肇嘉浜路和天钥桥路路口。

　　除了见证明星的到来，这个营业部其实早已参与到上海的建设发展中。1992年3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委托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申能电力开发公司三家公司发行浦东建设债券。其中，上海久事公司发行上海久事公司浦东建设债券3亿元，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主承销。排队来此购买的人们在谋求财富增值的同时，也见证了上海快速发展的到来。

　　当然，就像影片调侃和批判的那样，许多人在“股疯”中迷失了自己。

　　也是在1993年的报纸法制版，可以看到，“刚满22岁的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徐汇业务部外勤业务员张某，利用负责经手管理客户资金之便，冒用客户名义，挪用公款20万元进行炒股和借给他人，从事营利活动，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年仅20岁的邵某在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曲阳营业部实习，担任电话委托员。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16.5万余元从事炒股营利活动。3月3日中午，邵又趁机窃取营业部现金10万元，携款逃至广州、深圳大肆挥霍，情节特别严重”。

　　趋利使人失去理智。在影片最后，潘虹回归家庭，而经历两地财富冲击的香港商人也明白了爱情和亲情的可贵。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细节是，影片最后的故事创作人员名单里，有潘虹的名字。

　　《股疯》上映时，潘虹接受采访时就说，她在拍这部电影前出国了一段时间，“回上海，一到虹桥机场，我被一种浓浓的乡情所包围。我发觉上海的每个人脸上都有了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希望，每个人都在重新焕发活力拼搏。特别是到了一次股市，那里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太深。那一瞬间，我决定了，我这次就拍一个关于股票的电影，而且一定要拍好。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故事大纲，然后把大纲交给艺能公司，让他们去斟酌。结果，有了这部《股疯》”。

　　潘虹说得没错，那一刻的上海，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希望。

　　在《股疯》结尾，王汝刚扮演的中介接待从巴西来的表叔登上南浦大桥，俯瞰浦东热土。他说：“在我们上海做房地产真是大有可为啊，这里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