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菲

　　民族管弦乐的创造性与未来性特征，始终贯穿于其传承与发展的历程中。近百年来，民族管弦乐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与“重塑再创”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拿来主义，是民族音乐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吸收并借鉴西方音乐创作与演出形式，形成了民族管弦乐的雏形；此后，“重塑再创”又一直是民族管弦乐自觉更新的理性选择。而大型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作为一个成功的当代实践，不仅呈现了民族音乐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凸显了民族管弦乐的音乐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身份。

　　创造新结构

　　《梨园》是由贾达群作曲、上海民族乐团制作并演绎的当代民乐作品。通过以民族戏曲为基本内容的空间符号，在观念、技术与美学方式等当代视野下创作的作品，在某种层面上回应了中国民族音乐如何走向当代的时代需求。作品通过音乐和听觉的对接，从“梨园”丰富的内涵中提炼精神性资源，并以当代技法赋予作品当代性色彩。

　　作品共分四个篇章：以中国独奏打击乐、川剧锣鼓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序曲·梨园鼓韵》，以竹笛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随想曲·梨园竹调》，以二胡、京剧三大件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即兴曲·梨园弦诗》，以唢呐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狂想曲·梨园腔魂》。多重性语言架构与多层次情感表达的有机结合，传统音乐元素的活用，体现了作品深度的历史感；当代技术与技巧的改造与提升，又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表层。心灵贴近传统，目光投向未来，《梨园》实现了美学情感与结构的一次自由表达。

　　作品以双重叠构方式创造新结构。“梨园”主题，在作品命名与蕴含于作品中的情感对应，具有两个层次的主题意向。这两个层次的音乐形象，在音响的动态结构中有所区分、有所交织，构成一种结构复合体。梨园的戏曲元素、传统戏曲乐队组合形式、旋律音调，用“同构异质”的方式在所指与能指的意象中，成功地营造出作品表达的隐喻情感。在每个乐章的曲式结构中，作曲家分别采用了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等多种曲式特征与手法，实验于创作之中。序曲、随想曲等音乐体裁感增添了乐章之间整体架构的功能意义，将民族器乐曲引向国际化审美范畴音乐形象的认知高度。

　　民族音乐的民族性与当代性，需有机融合在民族管弦乐的艺术机体中。民族音乐的声音张力与交响戏剧性融合，形成新音乐结构，才能建构当代性。它既是技术的，也是情感的。《梨园》选取四个剧种、四种音乐性格、四种音乐气质，只有在交响戏剧性结构基础上，才能在各自强烈的风格特征下，形成完整的管弦乐作品。结构逻辑之上显然对应着不同的文化符号，而在遵从“梨园”主题大框架的结构下，川剧、昆曲、京剧、秦腔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民族器乐产生互动，并营造出带有现代特征的戏剧性色彩与现代人文色彩。音乐文本中可感知的结构部分，都依据国际化音乐语言的通用性体裁定位的“抽象系统”，使作品个性化的文化色彩在有机的建构中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音乐表现整体。在精神、结构、体裁、风格等各方面，共同建构有关梨园的当代叙事结构模式。

　　塑造新音色

　　传统民族乐器的当代性，需要在《梨园》的乐队编制中塑造新音色。作品中，弹拨乐组是产生音色变量最大的乐器。例如，增加高音声部的柳琴，从通常的2把增加到4把，利用其高音频波尖锐的穿透力产生独特的声音质感。超常规的编制，源于对音质和音乐塑造的需要。作品强调柳琴展现某种音响特质的特点，刻画所需要的音乐形象。作品中川剧、京剧、秦腔等部分的声音，均为穿透力和张力性较强的戏曲种类，需要柳琴的音波作为与乐队整体平衡音效的支撑。这种安排，高音区音频反而更加需要突出，用以还原民族管弦乐在表现传统戏曲音律时所希冀达到的音腔特色。乐队编制中还使用了两台不同调性的古筝，来增添乐队音响的色彩层次。双古筝的使用在民族管弦乐的配器中并不多见。而《梨园》对双古筝的运用方式，突出强调了民族乐器的音色元素，使之更具风格和魅力。

　　打击乐声部的组成形式是《梨园》乐队介质的另一个特色。作品中打击乐的编制为7人（川剧打击乐需另配6人）。这7位打击乐手还分别兼顾演奏好几样打击乐器。这个庞大的打击乐声部，相当于7组独立的打击乐声部同时在舞台上演奏，形成打击乐器复杂多彩的音色组合方式。

　　乐队编制的“超常发挥”，使得《梨园》具有了独特的音乐美感。而其音响的呈现也可谓独树一帜。在打破常规、追求新意的同时，遵循艺术创作的本质需求，用声音介质找到适合情感的技术表达，试验适合民族管弦乐更好表现方式的乐队形态。

　　《梨园》的音乐质感，存在于新音色中。这些音质的基础虽然建立在器乐物质中，但它在需求表达的同时，寻找着属于这部作品的表达音质，所以对于器乐物质的选择必定带有创作主观意识，而这种主观性又具备以突破常理而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设计新音场

　　新音场是经过指挥与作曲家的精心布局、乐队的整体呈现，共同完成建构的舞台空间。共同设计、科学安置乐队的声部位置，并在实验中进行论证调整，才能确保在复杂的声部配合中，取得良好的音乐效果，从而表达出作品与乐队演奏的最佳音响质感与层次。《梨园》乐队的音场设计既遵循传统规则，也有颠覆性的差异化改造，是在双重融合平衡基础上，理性调整音场概念、开发乐队布局的空间创新。并根据预设和实际音响效果，形成作品演奏所必须具备的特殊声场。在有据可依的声场中不断实验，以期达到运用最佳音乐的声音介质和最充沛饱满的音场，才能适应《梨园》民族管弦乐所设计的表现特质。

　　打击乐声部是最具空间控制力的音场元素。梨园在6组打击乐配置上再加上定音鼓，安排在乐队后方第三层平台上，形成对舞台空间的半包围圈放置。按照声部编号相对应的声部关系位置有序排列，相互之间形成与声音空间的对话，与乐队发生有机有序的关联。而吹管乐声部则位于打击乐前方，中音笙与低音笙被安排在中间位置，以形成中流砥柱般的低音功能……丰沛的打击乐力量及声音，需要有相谐和的乐队声音支撑，与形成乐队的音响平衡和声音层次的交响，构成音场的阵式空间与音色的层次。

　　《梨园》音场建构中有意识地形成“大中有小”的乐队形式。以传统民族器乐的表达形式为基底，以段落式、有设计感的特色乐队演奏形态为基础单元，既能在传统和当代融通中形成介质的高度关联，也能展现多层次的形态意义。在乐章与乐章的连续性运行中，这些乐段可在演奏场域中，转变和调整视听的焦点与形式。如第一乐章中，川剧锣鼓被放置于第三层打击乐平台，作为音乐会开场的形式，锣鼓齐鸣的音响贯穿整个音乐厅音场，声音起伏再落下，渗透进听众的意识中，沉淀为音场意识，听众被带入一种穿越时空的梨园意象之中。第四乐章中，大乐队模仿中国戏曲中紧拉慢唱的表演形式，弦乐采用固定音型反复演奏，主旋律由乐队中的唢呐声部进行演奏。作曲家对这一段唢呐使用了赋格对位的写作技术：旋律技巧、音乐风格、唢呐音色等特质互为一体的演奏模式，在乐段中形成了独特的音乐表达形态，以唢呐群组为声音聚焦，产生与乐队之间的文化对话。“大中有小”的乐队编制，不但在视听场域中产生了不同的音乐空间与音响效果，也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气韵。作品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元素来源于传统戏曲文化，乐章的格式却是借鉴国际音乐语言通用体裁定义，并遵从中国戏曲的元素规则。序曲、随想曲、即兴曲、狂想曲的体裁提示，尤其是两项体裁（包括内容、形式）分类之间的间隔符，强化了中西方音乐表述格式互补互融的对应关系，表达出体裁的语境和释义。

　　民族管弦乐要实现当代化与全球化表达，需要进一步交响化。作品结构、乐队形态、舞台空间等都要实现有机交响与融合。除了技术层面的“交响”架构，更需要思想内涵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梨园》实现了一次现代作曲技法与传统文化符号的交响性融合。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上海民族乐团常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