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者》余话

　　作者：孙　郁

　　青年时代，我徘徊于学问与创作之间。上世纪80年代，我与许多人一样，如饥似渴恶补知识，读过西洋诗学理论，看过古代文章，可就是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一些问题意识无法在那些表达方式里呈现，辞章逻辑被什么限定了，结果是表达生硬，思维缺乏伸展的空间。后来到鲁迅博物馆工作，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慢慢地，我的思想与审美观发生了改变。

　　博物馆注重对旧物的陈列，还原场景，再现历史。这个过程自然有思想的投射，但因为以史料为主体，精神是敞开的，不同遗物折射的故事不同，告诉我们的是有宽度的空间。这给我很大的触动，隐隐意识到，比起教条的表达，从基本资料出发的思考与书写，意义更大。之前，自己在概念游戏中待得过久了。

　　我所在的办公楼旁有许多藏书，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新青年》《小说月报》《语丝》《莽原》《新月》等原刊。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作家原稿，从旧的纸张间嗅出前人的气息。接触这些旧刊时，会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缠绕着多样形态，知识人在困境中，各自走了自己的路。他们之间冲突有之，对话亦多，重要的思想闪动，照出存在的多种样式。而我们的文学史与现代史对于彼时社会的描述，大抵遗漏了什么。

　　偶尔也参与文物搜藏、征集，见到了过去没有接触的旧物。比如，曾与林辰先生接触过，看过他的藏书，被许多版本所吸引，才知道做学问最基本的准备是什么。林先生去世后，我与朋友清理他捐赠的书目，翻看一些未见过的刊物，对于过去的文化行迹自然多了心得。他的文章好，与懂得历史文献有关，古文功底非我们这代人所能企及。曹聚仁先生称赞他的厚重，大概就是指文献的功底。我从他的文字中才知道，学问的文学化表达，要有多方面修养。做到此点，要下许多气力。

　　研究室有位江小蕙老师，是鲁迅朋友江绍原先生的女儿，她退休后给博物馆捐赠了大量信札。看到鲁迅、蔡元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墨宝，似乎感受到那些人互往时的片影，我与几个同事从中理出了些有趣的学术线索。最大的启发是，彼时的学人，样子不一，率性之中，有着传统文人的一面。这些人新旧交错，学问与趣味也有脱俗之美。他们何以丰富了现代学术，其间的蛛丝马迹，亦可视为一种注解。

　　真正触动我的是，在博物馆接触的一批文章家。那时候我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工作，负责编辑业务的老师大概受民国杂志的影响，趣味驳杂，不仅有论文，也设随笔、考据和译文板块，能看到老一代作家楼适夷、黄源、梅志的短文，许多都值得反复咀嚼，还有一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文章，像唐弢的学术随笔、林辰的考据短札、姜德明的书话，都很有意思。在我看来，他们的书写，延续了鲁迅那个时代的遗风，在领悟社会与解析思想时，保持了汉语的温度。

　　看这些人的文章，震动之余，也反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不会那样表达？后来又认识了汪曾祺、张中行等前辈，才慢慢知道汉语的多种路径。从材料出发，思考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是博物馆系统和非学院派作家的一种本领，五四遗风有魅力的地方，大概也包括这些。

　　许多年间，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着我，研究新文化社团的思想，用去了我许多时光。不过，因为基础较薄，阅历有限，对于那代人的理解有着诸多障碍，最初几年一直不敢下笔，思想与材料尚无法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这本《寻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结果。有一次遇见时任《十月》主编的王占军先生，他请我开一个专栏，谈谈五四那代人。我知道这是对于我的信任，便随口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处理的难点比想象要多，于是一写就是两年，大致留下了当年思考的旧迹。那时候白天忙于行政杂事，晚上伏案写作，却并不觉得疲劳。以感性的方式面对史料，能够发现诗意的存在。五四那代人，有真纯之气，驻足那些旧迹时，不仅有思想的洗礼，也受到了美的灵光的冲击。

　　那代人的不同道路，对于后来人的影响至今未消。我发现，将这些前辈看成“寻路者”也许更符合实际，因为他们都是不同路径的开辟者。鲁迅的抵抗之影、陈独秀的孤傲之气、老舍的京味之音，还有巴金的超俗之韵，撕裂了旧的词语之衣，古老的汉语涌出了新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春水的涌动，所至之处，绿色泛波，花香飘动。面对这些遗产，有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写新旧之际的文化人与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将彼时的学术趣味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就是这样处理记忆的，不过他是对亲历岁月的反观，有温度与爱憎。我们追踪那段历史，总还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潜在资料里，贴近文本来描述旧影，总还是隔靴搔痒。避免这种局限，就不得不放弃以往的写作方式，调整叙述语态。而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确立自己思维方式的一种跋涉。我们说写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种游戏，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比如写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鲁迅为韦素园写的碑文，也在博物馆的资料室里。看那些同人们办的杂志，刊发的多是俄国文学的译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莱夫，文字都有些苦涩，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译者的追求。比如李霁野所译《文学与革命》，是鲁迅催促而成的，几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狱。那时的文学活动，并非都是闲适的产物，他们还是怀揣着梦想的。我们的老馆长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后期人员，他偶尔和人谈起青年时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学，生命呈现着燃烧之状。李先生一生追随鲁迅思想，与时风一直有着距离。馆里的老同志受到的影响很大，以致单位的风气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后新知识人，有许多是精神的冒险者和引领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时候，重点谈及他精神品位中圣洁的形影，从巴金纪念馆得到的图片与手稿复印品中，可体味到他纯然的一面。他在鲁迅启示下的寻梦之旅，对于世俗化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种拷问，描述这样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虽然巴金的矛盾与缺陷影响了他的深度，但那种不断与灰暗决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气。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沿着前人铺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传统的士大夫是这样；一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丛葬，或碰见沟壑，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识人，有许多是这样的状态。现在回望这些寻路者，描述他们，许多时光深处的遗存，只变成了几许片影。满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够的，微茫之间，亦有非同寻常之意。细细体察，那些片影下是无数坚毅的足迹，它们述所由来，道其所往，是一条迷人的精神之图。坦率说，写透前辈的形影，并不容易，要悟懂他们，也许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