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话看文脉传承

　　作者：党云峰

　　学者林岫今年出版的《紫竹斋诗话》让人们看到了“诗话”这一千年文脉的新发展。诗话是我国文学评论中颇有特色的重要传统，但人们就诗话的起源来说观点不一。虽然“诗话”一词来自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但清代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就收录了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唐代释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明代毛晋提出：“（《诗品》）实诗话之伐山也。”清代章学诚提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当然，《诗品》与《六一诗话》的内容和文风区别是很大的。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由王大鹏等编选的《中国历代诗话选》，不仅纳入了《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还纳入了日本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

　　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

　　诗话的内容比较丰富，欧阳修提出：“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宋代许顗在《彦周诗话》中提出：“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 着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由此可见，诗话的内容包括记载诗歌创作轶事、摘录诗歌佳句、评论风格字句、臧否诗人观点等。就评论来说，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提出了批评，并以韩愈为标杆，提出了诗歌的发展方向，宋诗后来就是沿着这条路发展的。宋代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认为：“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淆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诗话中还有改诗的过程或趣事，例如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记载王安石改《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是在宋代，就历代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诗话作品，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5部分，特点在于“以禅喻诗”，严羽提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指出宋代诗坛的弊病在于“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主张“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把诗歌分为九品：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严羽以“气象”论诗，认为“唐人与本朝（即宋代）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就继承了严羽的很多观点。

　　虽然诗话是随笔，但也会在褒贬之间阐发论者的诗歌主张，钟嵘提出：“弘斯三义（赋比兴），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曹植的诗歌就因“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被评为上品。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把古代的“诗言志”解释为“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突出了主观情感的作用，拓展了志的边界。但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则评价袁枚的作品：“诗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随园诗集》，颇犯此病。”

　　到了清代，“资谈笑”的诗话从文人雅趣变成了理论专著，例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等。诗歌艺术的传承、理论探讨在诗话中探讨了近千年，涉及创作论、鉴赏论等，并提出了很多观点，例如清代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提出的神韵说，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提出的格调说，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出的性灵说，翁方纲在《言志集序》中提出的肌理说都在《石洲诗话》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论者不同的主张体现在对同一句诗的不同评价上，例如明代刘永锡的《行路难》中有一句：“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沈德潜以为：“只此数字，抵人千百。”袁枚则认为：“‘风萧萧兮白日寒’是《国策》语。‘行路难’三字是题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为佳，全无意义。”这种判若云泥的评价正是来自两人不同的诗歌主张，沈德潜重古意，而袁枚重新意。

　　近代以来的诗话著作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学者到国外留学，在中西合璧中产生了很多影响至今的诗话著作。

　　朱光潜的《诗论》出版于1943年，他认为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诗论》中经常同时呈现中西方学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例如在讨论诗歌起源的时候，就比较了《诗大序》的“表现情感”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再现印象”的观点。朱光潜认为：“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

　　钱锺书的《谈艺录》出版于1948年，他在《序》中提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然书名沿用自明代徐祯卿的《谈艺录》，但主要是对诗话传统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全书共91则，重点分析李贺、韩愈的作品，严羽、袁枚的主张，其中第59则至第86则论述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并提出：“盖性之灵言其体，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气相通。悟妙必根于性灵，而性灵所发，不必尽为妙悟；妙悟者，性灵之发而中节，穷以见几，异于狂花客慧、浮光掠影。”钱锺书在第44则的补订中还提到：“此余二十二岁时浅见妄言，石遗丈恕其稚騃，姑妄听之耳。”这体现了钱锺书的自省。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提到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主张，并与我国的主张相参照。例如在第15则论述摹写自然时就提到：“在西方，创于柏拉图，发扬于亚里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对国内作家点评外国作家的观点，钱锺书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在第9则提到苏曼殊将拜伦比之于李白的仙才，将雪莱比之于李贺的鬼才，钱锺书认为这种评价是不恰当的：“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

　　此后我国学术界还产生了一些有特色的诗话作品。周振甫的《诗词例话》出版于1962年，选的是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结合具体例子来谈诗和词的话”，从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5个方面点评历代诗话。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出版于1987年，分为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唐诗话、晚唐诗话，在讲解唐诗的同时也把文化背景、如何进行诗歌创作等进行了普及。流沙河的《流沙河诗话》出版于1995年，特色是关注海峡两岸，在第一部分《隔海说诗》中点评了余光中、纪弦、杨牧、覃子豪等诗人的作品。艺术家吴藕汀去世后，他写的《药窗诗话》才于2007年出版，讲的是自己写的一些诗歌背后的故事。

　　诗话随感式的散漫文风没有系统性，而且很多时候只说个人的结论，但其中的一句甚至几句话就能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当然，摘句的吉光片羽让人难窥诗歌全豹。钱锺书认为：“《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持论本极周密。自解缙《春雨杂述》截取沧浪首四句，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诗道于是乎衰矣。”钱锺书所说的摘句容易引发误解就是很多人批评诗话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选择、点评同代或相近时代的诗作时，论者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难免有人情在里边，袁枚也说：“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余未能免。”例如《随园诗话》中有“比来闺秀能诗者，以许太夫人为第一”之类的客套话。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的最后才提到诗话，他对诗话所持的态度可见一斑。章学诚提出：“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

　　诗话的国外影响

　　诗话在国外影响很大。例如日本学者池田四次郎编辑的《日本诗话丛书》就有和文诗话29种，汉文诗话30种，丛书中提到：“此书（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于我邦为诗话中之最早者。”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的《日本汉诗话集成》也是从《文镜秘府论》开始的。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则是虎关师炼（1278—1346）的《济北诗话》，此后则是300多年的断层，直到林梅洞的《史馆茗话》出现，已是1667年。很多日本诗话探讨的话题、论述的诗人作品来自中国，体现了对中国诗歌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例如芥川丹丘的《丹丘诗话》卷下提到：“古今诗话，惟严仪卿《沧浪诗话》断千古公案。仪卿自称，诚不诬也。其他欧阳公《六一诗话》《司马温公诗话》之类，率皆资一时谈柄耳，于诗学实没干涉，初学略之而可也。”

　　诗话根植于诗歌，我国是诗的国度，诗话也伴随着诗歌传承了上千年，从诗话的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到传统审美的嬗变。诗话保存了很多史料，辑录了很多诗歌，尤其是通过对诗歌的理论分析，让人知道如何鉴别诗歌作品的优劣。可惜的是，如今人们主要是整理出版宋、元、明、清到近现代的诗话作品，当代学人少有著述，在传承和创新方面还要继续努力。（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