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怎样塑造了人类的文明？

　　作者：赵慕宇

　　“技术如同一道地平线，每增高一分，人类文明的图景就被改变一分。”时至今日，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科技的力量。纵观科技史，哪些节点应当为人所知，以致被人铭记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张笑宇在《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一书中，采撷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以小见大，创造科技史上的“群星闪耀时”。

　　人类历史是一段波谲云诡的战争史。作者在本书中，以弩、火枪、机枪等各为一章，旨在说明：武器的发展，不仅是战斗力提升，更是社会动员的巨大改变。

　　弓、弩一向并称，但就使用层面，却有很大差异。弩可以利用机械动能进行发射，射程更长、射速较慢，但训练难度远低于弓箭。由此，作者便有秦国一统的“弩机猜想”——秦军最终胜利，依靠更广泛的动员。弩机将原先无法有效驱动的平民充分动员，变成可驱策的部队。同时，动员又能彻底改变封建时代的治理结构，摆脱“血缘家族”桎梏，建立“科层化”管理体系。

　　不难发现，所谓军事发展，不止于战术，也是社会结构的塑造。作者在讨论早期火枪时认为，就中世纪技术而言，重骑兵部队是当时战力的“天花板”，但重骑兵常备三匹马，需要长枪和全身披挂，花费甚高，无法大规模普及，因此，唯有借助火枪的力量，扩大兵源，才能组织更多军队。典型案例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其部队极为灵活，采用排枪轮番射击战术来增强火力输出。然而其战法缺点也很显著，会造成极大伤亡，即便获得胜利，伤亡率也能高达50%。

　　近代以来，“文明的屠刀”——机枪，使战争伤亡率进一步增加。一战中，以索姆河战役为代表的阵地战使133万将士马革裹尸，却只是在拉锯5到12公里内的战线，其中80%的人死于机枪。

　　惨烈的伤亡意味着需要动员更多士兵，作者由此讨论了“普鲁士化”的问题：政府推行工业化，大量投资都与军事有关，宣传民族主义教育，增加集体认同感；同时政府用福利手段避免社会矛盾，在战时把人民高效地送上战场，国家仿佛是一个“军事化管理”企业。

　　显然，“新技术把人类文明带到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运行规模和运行层面上，以至于即便是技术的发明国，也没有为这样巨大规模和快速的变化做好准备”。此外，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人类尚未完全掌控技术时，技术就已变成杀戮的手段——动员民众的威权政府极大促进技术的发展，技术反过来又促进了威权政府的能力，整个过程会使威权政府误以为真正成功的经验就是它自己。

　　人类的历史，自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史。历史长河中那些耳熟能详的节点，为我们解答了提升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象征——蒸汽机，原型可追溯到古希腊科学家希罗的“汽转球”，不过当时社会并不会把发明投入生产。继承古希腊文明的罗马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技艺，然而他们也非建筑机械的发明者。这种现象涉及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动机。古罗马人没有意愿发明机械，是因为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奴隶，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到处都是廉价的奴隶，谁又会费尽心思改进技术呢？

　　生产力发展要素，还包括工作理念的深化。作者在第三章讲述了教士“隐修”的历史，这种看似与生产无关的宗教行为，却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局：教士们规律的生活，劳动苦行的理念，都为现代意义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观念基础——“人人都需要工作，因此也都需要一种健康的工作伦理。所有适合培养‘资本主义精神’的信念与理论，其现实作用或许更多地在于澄清工作与生活意义的关系以及告诉人们哪些事才是真正重要的。”

　　当然，生产力最需要“恰当的环境”。发明现代意义印刷术的古登堡，却并未因此发家致富。当时印刷业投入极大，古登堡的主要印刷品是《圣经》，按当时生产效率算，他三年之内都得不到收益。其后，《圣经》销路不畅，导致古登堡与合伙人对簿公堂，其事业以破产而告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拯救印刷业的是“赎罪券”。赎罪券由教廷签发许可，对个人来讲，是一种赦免和宽恕，对教会来说，则是稳定的财政来源。赎罪券印刷周期短，且统一印发有销路。让印刷业“更上一层楼”的是马丁·路德，作为宗教改革思想家，路德的讲经小册子通俗易懂，深受喜爱。他的书也短小精悍，印刷周期短，成本低，市场需求大。可以说，马丁·路德的出现真正使技术与知识结合起来，“承载着伟大头脑的灵思妙想或真知灼见，奔向欧洲大地的每个角落”。

　　毫无疑问，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张笑宇在本书最后提出自己的“汇流模型”，也权作本文结尾——“技术”和“社会”这两条大河的支流过于繁多，互动过于复杂，我们希望借助勘察“汇流”在哪些地方发生，找到“低河床”，让技术的身影出现在解决问题的场景里、广泛应用的环境中。（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