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欣

　　《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没有按照传统的分类法，选择某一具体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如宗室、士大夫、农民、僧侣、奴婢、妇女等，而是限定在“特权阶层”，再进一步缩小为“仕宦”，但与之并列的“社会流动”却又将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层面。本书对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特权阶层的定义、唐代社会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都属于学术界曾经或正在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的难点。读后，有几点粗浅的想法：

　　《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孙俊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是特权的定义。对特权的理解向有歧见，我认为特权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权力和待遇，并利用这种权力获得某种地位和法外利益。特权的给予和享用应属于统治集团（政府）行为。就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而言，这个群体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之中。因此，不宜将其限定在诸如皇族、军将、老士族、商贾等某一特定的群体内，而应该是统治集团（政府）通过法律和某些政策所界定的范围，必须依附于某些政治集团。特权阶层的出现，与阶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是政治决策层意志和法律的体现。如果出现法外特权，则仍然是权力支配的体现，只不过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已。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他将唐代特权阶层称为通过仕宦控制社会流动的群体，这种说法一方面从法律限定的权力范围出发，定义了特权；另一方面也关注了由此而产生的法外因素，很好地将两者进行了结合。

　　二是社会阶层划分的依据（分层理论）。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法律中规定的有特权和无特权）和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各自内部又有不同类别和等级）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两个基本支柱，但由于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复合性特点，使学者对等级和层次的划分又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正如作者在书中总结的那样，诸如职业、阶级、文化、品级、身份、地位、门第、声望等，都有学者将其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这些划分方法，既有其合理性，但又不会是面面俱到，因此就学术研究来讲，要不断进行探索。同时要看到，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研究虽然属于历史学范畴，但也必须掌握一些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者从社会学理论出发，归纳了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流派：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标准，马克思·韦伯的经济、声誉、权力三要素和埃米尔·涂尔干以社会分工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鉴于唐代社会的复杂性，书中更倾向于采用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试图“以社会功能论为基本视角，采用富有联系的多元标准重新构建唐代社会阶层体系”，并且提出“政治权力、文化、经济这三种价值标准，就是分层的尺度”。富有创意，也值得提倡。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并且注意到了分层各要素之间的不同比重，以及重叠、交叉和渗透情况。

　　三是社会流动的概念及运用。当下学界非常重视动态研究，人群的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是关注的重点。书中扣住了“流动”这一主题，对其重新整合和组合的“特权阶层”群体进行了动态研究，有新意，也有难度。对不同阶层和群体进行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分析。其中，有两个阶层是我关注的重点。第一是农民阶层，这一阶层正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复合性，作者将农民阶层分为富农、中产和贫民三类，并指出唐初参军一度是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但之后这条路就逐渐堵塞，唐王朝始终无法满足中产以上农民在政治上向上流动的诉求，这样就使得社会下层精英无法上达，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民变。应该说这一观点很有创新性，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研的。第二是商人阶层。作者将商人阶层内部分为富贾和中小商人两个群体，并注意到了富贾群体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将其定义为社会领袖，特权阶层的一极，肯定了商人群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很好地为研究唐代商人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总之，作者的研究很下功夫，很见水平，其著作观点，综合各说又独树一帜，虽然并非定论，但却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和空间，学无止境，历史研究更无止境。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感受和感知早已远逝的历史，这就足够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