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圆首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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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部叫做《万湖会议》的电影突然火爆起来。影片由德国导演马蒂·格肖内克执导，格肖内克多年来一直拍摄电视剧和电视电影，也曾多次获得德国国内重要的相关奖项。《万湖会议》同样是一部为电视台拍摄的电影，该片于2022年1月24日在德国电视二台（ZDF）黄金时段首播，与之同时播出的还有一部相关题材的纪录片。

　　德国电视台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播出《万湖会议》并非偶然，因为今年1月20日恰是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召开80周年。这个会议上，十余名纳粹高级官员决定了如何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与会者包括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缪勒、数个部门的国务秘书以及因汉娜·阿伦特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为世人所熟知的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

　　万湖会议秘密召开，会议之后仅留下了30份送往各个与会者手中的《万湖会议纪要》，该片就是根据纳粹德国崩溃时由美国调查人员在德国外交部缴获的其中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留存下来的纪要改编而成的。

　　格肖内克用异常冷静、克制的手法对会议的全过程进行了展现。几乎所有场景都在室内，全片使用简洁明了的正反打镜头构成，以表明两个以至多个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主持会议和计划制定者坐在中央位置，两侧则按军衔或官阶分列着地方军政大员和纳粹中央机关代表，这一方面显示出了各自在军队或官僚系统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让利益相关或近似者构成一个空间上的集体，形成井井有条的空间结构。其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排布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与会者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最开始是统一思想，每个部门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劝说之下都准备接受秘密警察在犹太事务上的统一领导，放弃自己部门的部分眼前利益；接着是“最终解决方案”公布，由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将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公之于众；最后是与会者的提问、修正及补充环节，出现了几个部门的争论和交锋，但整个会议仍然以圆满结束而告终。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也可以深入观察到纳粹德国犹太人事务是在多少机构部门的联合处理下得到“解决”。事实上，正是这个会议决定了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去向以及其中600万人的生死，其在历史当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却又是以如此秘密的方式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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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在很多问题上都给人以巨大的震动和反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会者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程度之高，让人费解。片中，每个人并非因为回避，而是为了展现其文明程度而拒绝提及类似“屠杀”的字眼，并以“解决”代之；超过半数的人被冠以“博士”称谓，却没有任何人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应该消灭犹太人提出质疑。会上，甚至有人从所谓“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枪毙犹太人可能会对德国士兵的心理造成危害，甚或堂而皇之地探讨对全体混血犹太人实施“强制绝育”，其他官僚则在仔细思考之后认为该办法不仅可行，而且解决了几乎所有“法律问题”，堪称最佳方案。可以看出，在会议开始之前，与会者就对希特勒提出的反犹主义抱以绝对赞同态度，接下来的问题只是怎样做更好、更高效。极端且畸形的工具理性贯穿始终，给影片带来十足的荒诞感。

　　片中工具理性的极致来自片中讨论混血犹太人如何处置的段落，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博士与几乎所有人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拒绝艾希曼提出的“解决”所有混血犹太人，而从戏剧性的角度看，这一段落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堪称“舌战群儒”。

　　施图克特之所以展现出不容侵犯的强硬态度，不仅是因为他参与制定了当时的犹太人法，将所有不同种类的混血犹太人混为一谈关乎他个人的尊严和法律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施图克特试图解释混血犹太人问题的复杂性，认为只有所谓的“程序正义”才能避免“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引发的骚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图克特非人般的尽职尽责，甚至会让观众对其敬业精神产生一丝“感动”，而这一场景也很难不让人想起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在上世纪50年代执导的影片《十二怒汉》。《万湖会议》的编剧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十二怒汉》的结构和人物——同样的据理力争，同样的舌战群儒，同样的“8号陪审员”——只不过他们为了不同的问题而斗争，一个解救了并未杀人的嫌疑犯，另一个则研究怎样更好地灭绝犹太人。

　　就在施图克特闹到不可开交之时，施图克特被主持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叫到里间进行了单独对话，作为观众的我们即将迎来第二次“精神的洗礼”：二人从观点对立到相互理解，关系也从冰点回暖，最后竟然开始进行了关于家庭的寒暄，官僚的外衣褪去，“人”的温情一面显露出来。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们很难不为这样的场景动容，毕竟最深厚的“情谊”和温存在激辩中喷薄欲出。

　　这也恰恰是影片最为吊诡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把《万湖会议》的剧本原封不动地交给当年纳粹德国最好的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她也未免不会将《万湖会议》拍成另一部《意志的胜利》或者《民族的节日》《美的祭典》，艺术作品应当如何表达其价值、表达怎样的价值，全然寄于创作者对光线、构图、表演等等细节的处理之中。

　　情节发展至此，我们也才有可能洞悉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施图克特这样的知识官僚的问题不在于强调工具理性、程序正义的优先地位，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忽视价值理性和实质正义；问题在于他们将理性和正义极其狭隘地封闭在单个民族的范围之内，且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和理性本身的局限性所在。

　　二战之后，德国新电影便对这种狭隘的理性文明作出了深刻批判，其中又以沃纳·赫尔佐格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为代表。历史也一再向我们昭示，纳粹思想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血脉之间固然存在关联，但任何思想封闭、过分强调民族性的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产生纳粹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2019年在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的、长达六小时的巨片《列夫·朗道：退变》就可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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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施图克特这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之外，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片中虽然没有给艾希曼过多篇幅，甚至有意将他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刻板官僚形象，但影片至少告诉我们，艾希曼绝不是一颗纳粹体制上的普通螺丝钉，而是亲手制定了屠杀犹太人方案的刽子手，如果没有他，纳粹机器便不可能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内屠杀600万人口。二战后，艾希曼曾试图逃离德国，但被美军抓获，之后逃脱并流亡到阿根廷，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强行绑架到以色列，最终于1961年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旁听了对他的审判，并得出“平庸之恶”的观点，亦即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由于当时手头资料极为有限，阿伦特对艾希曼本人的情况也有所误判，真实的艾希曼可能远比影片中所呈现的和阿伦特所理解的都更为复杂。比如，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施汤内特就在其著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里表示，艾希曼绝非无意识地执行屠杀命令，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对传统中产价值观和一般道德观念有着足够的了解，知道绝大多数人会谴责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如此，艾希曼对康德、尼采、叔本华以至“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有一套独特的见解，甚至打算以康德为依据在法庭上进行总结陈词，“直到他的律师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与会者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平庸”之人，这也足以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和文明敲响警钟。无论知识是否渊博，恶念都有可能如影随形。阿伦特虽然对艾希曼存在误解，但这并不妨碍她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失去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而去服膺权威，那么什么人都可以行最邪恶之举。如何守住自身的底线，恐怕至今为止仍是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难题。（圆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