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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倩
《金枝》邵丽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作家邵丽的文学创作以敏感细腻的女性视角,观察、塑造和呈现了诸多女性形象,以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情怀聚焦、分析各类型各层次女性的人生命运。她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就是以明惠决然自杀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这一情节,在绵密的社会生活下撕开了一线窗布,引导读者思考底层女性所面临的难以打破的性别桎梏。《戏台》《水星与凰》《寂寞的汤丹》《碎花地毯》《木兰的城》等作品也皆以女性为对象关照现实。
邵丽对于女性的持续书写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孟繁华、胡瑞香等学者专文评论了邵丽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心理和命运,女性谱系和身份焦虑等。她的小说《金枝》在书写家族故事之下,再一次以细密的笔触烛映了女性这一群体的命运。作家以第一视角和全知视角交错叙述,或工笔或写意,呈现了二十多名女性的人生跌宕,织就了一幅跨越百年的女性命运画卷。
将《金枝》中的所有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会发现从“父亲”周启明的“祖母”到周启明的孙辈,女性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姓名,同时,她们人生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在不断扩展。《金枝》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置于三个时期来分析。
文本中新中国成立前的女性形象,重点分析祖母和梅翠屏。她们都是祖父的妻子,二者形象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祖母的形象着墨多而且层次丰富,但作家没有赋予她姓名;梅翠屏是一个为了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的女性,可以说是一个扁形人物,作家虽着墨少,却赋予她响亮的名字。
没有姓名的祖母,其人生的物理空间是上周村,心理空间则是围绕了丈夫的爱与怨,及其围绕丈夫家族的苦心经营。她忍耐和包容,一个女人独自打理大家庭的苦与累,尽其一生等待丈夫回家而不得的寂寞孤单,对一个几乎不谙世事的儿媳妇的爱护,这些种种,交融为她一生的复杂色调与存在的光辉。而梅翠屏作为革命者,她的人生选择了革命事业,短暂的一生拥有过炽热的爱情。作家极写意地勾勒出梅翠屏这一革命者形象,她走出了家庭的小世界,成为革命浪涛里的一片浪花,人生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超越了一村一社,是祖母无法与之比较的,其价值不在于服从社会性别的规训,而在于自我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牺牲。她跳脱出“祖母”之类的传统女性形象,短暂的人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姓名。
“解放”赋予女性命运以新的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这份幸运,直接或间接参加革命的才能享受到新中国带给女性的事业选择。朱珠是周启明的第二任妻子,一名“事业女性”,亲身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时代赋予她更大的世界,她的自我却蜷缩在周启明的身影之后,心理空间更多被家庭牵系,不仅要看顾自己的四个儿女,还要替周启明看顾前妻的女儿和孙辈。作家以朱珠的女儿周语同——“我”的视角,一语道破穗子和朱珠人生存在价值的共同之处:“她们二人用一辈子的生命维护的,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目标吗?”
改革开放给女性命运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知识女性通过高考走出家庭,获得了参与社会建设的更大选择权,底层女性则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了城市生活。《金枝》里这个时期的女性,周语同、周河开、周雁来等,与邵丽早前作品中的女性,诸如《戏台》中的李彤、冯佳、马秀秀等,处在同一社会背景之下,不同的是《金枝》呈现了周氏家族之树上的女性。这一代的女性,以周河开为代表,已今非昔比,她们拥有姓名及其对应的独立与尊严,包括周鹏程、周天牧的妻子,不再是“周某氏”,而是胡楠、李雪。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不再是被动的一方,在家庭里的话语权更大,在人生道路上的自我选择更有力量,人生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拥有更多可能性,只要她们愿意去选择并持续付出努力。
如果将周氏家族树上的女性群体,作为观察女性——波伏娃所命名的“第二性”——大群体的一个小样本,从“祖母”到周河开,女性逐渐挣脱社会性别的桎梏,打破对女性的规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同时拥有了家庭之外更广阔的物理空间。女性的价值不再单一表现为服务男性及其家族,而是在女性自我的崛起中拥有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更多途径。
邵丽《金枝》中的女性群体里,有两个“另类”,庞裳和周小语。这两个女性形象与文本中的其他女性泾渭分明。她们隐含了作家独特的经验和体悟,也寄予了作家或清晰或含混的某种写作意图,因而具有了极强的象征意义。作家用静谧而且唯美干净的文字烘托出庞裳这一女性形象。她一辈子喜欢白色,一辈子只和佛说话,“总是笑眯眯地打理自己的那点事,浆洗自己爱惜的白绸布衫子,种一种叫小桃红的花朵。”她的存在是呈现给世界最多的美丽与善良。这也是最容易被社会性别秩序认同、赞美和膜拜的性别特征。
文本中的周小语,是周家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气”的美丽女孩,她的“快速坠落”以结婚离婚直接相关,但最根本原因却是长期的自我意识弱化。即使她有着高颜值,也只是个漂亮的空心人。复杂琐碎的生活有许多个层面,颜值、学历、家世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可能制造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女性群体逐渐拥有越来越开阔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但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没有成长和强大起来,即使拥有选择的自由,终究也无法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女性不是天然地跟随时代发展而整体摆脱社会性别的桎梏,而是需要一个一个女性个体持续努力地发现自我和实现自我。
作家邵丽尽管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女性写作的独到与敏锐却为读者呈现出女性生命、生活的不同样态。周小语的形象是整部小说的一个象征,反映出作者尝试解读此类女性心灵世界并思考解决之道的潜在意图。即使贵为“金枝”,若没有自我的真正成长和强大,最终也无法承担起人生及其家庭的责任。而林树苗、周河开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女性,以强大心灵为基础,实现了在性别文化秩序中自洽状态的选择自由和世俗意义之上的成功。邵丽在多部作品中塑造的各类型各层次的女性形象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的“同情”,正是在于她呈现了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各种可能性选择,为读者关照女性打开了更富有人性光辉的视野和角度。(张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