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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趣笔闲情,凸现人物群像

来源:文艺报2022-08-03 09:43

  作者:冯现冬

  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当政时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个月。他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78岁最后一次任相。靖康之难,钦宗嗣位,蔡京被列为“六贼”之首,贬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陈歆耕的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不仅为我们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现了北宋晚期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为藤蔓所牵连起的一长串历史人物群像,读来令人畅快淋漓,犹如亲历其中。这源于作者用独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学笔法来重塑历史人物,以及不经意间洒落于字里行间的趣笔与闲情。

  一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人物传记,其内部构造往往遵从“他是怎样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之脉络行文,《蔡京沉浮》却不是这样。作为文化批评学者,陈歆耕来了一个反弹琵琶。他跳出世人把蔡京简单标签化为“奸臣”“六贼之首”的历史评判,采用“多视角”“多声部”的叙述手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时人、史学家、作者三重视角层层观照、交错发声,形成一种颇具戏剧性的论辩式反转,或者说“复调”结构,在类似“双重奏”或“三重奏”的声音交叠中,试图从更多视点呈现历史真相,同时唤醒读者的“第四种声音”。作品以对比式、衬腔式、模仿式等多种形式呈现复调,且看下例:

  “笺曰:‘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以讥谗谮之人。

  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

  这是“车盖亭诗案”中的片段文字。吴处厚评论蔡确《夏日登车盖亭》其四,笺曰:“‘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以讥谗谮之人。”紧接着,作者发声道:“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如是,不同观点的声音形成对比式复调。其中或许还暗含了读者的声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读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形成衬腔式复调。再举一例:

  “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

  有史书记载,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接着,作者发出质疑的声音:“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这时读者脑中就会响起第四种声音:宦海沉浮,全凭运气;不是拆字游戏,胜似拆字游戏。

  这种复调式的叙述在整本书中俯拾皆是,各种不同的声音造成一种召唤结构,像一只小手一样把读者牵入其中,诱发读者情不自禁发声,参与论辩、较量智慧,宛如亲身游历于北宋晚期的政治风云之中。

  作者在叙述中还擅于埋藏伏笔。比如,书中写了宋徽宗和蔡京二人不同寻常的缘分。宋徽宗还是端王的时候,蔡京任开封府尹,端王曾出高价从蔡京门人手中购得蔡京书法收藏。后来蔡京入京,徽宗单独把蔡京奏章收藏在一格橱柜里。“一位是写得一手好字的天才书法家,一位是痴迷艺术、书画的皇帝。”这两人碰到一起,自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亲近感,也有说不完的话题。这就为蔡京在徽宗当政时竟然为相近20年埋下了伏笔。

  还有相反的例子。元祐党人掌控朝政时,曾列出一份77人的“清党”名单,凡是上了名单的在朝新党,皆遭贬黜和清除。这就为后面新党掌权后在端礼门竖立“元祐党人碑”埋下了伏笔。蔡京任相期间,列出元祐党人119人,宋徽宗御笔录其名,刻于碑上。这些人不光本人被贬谪发配到边远地区,其子弟也不得在本州居住,更不得进入京城,甚至撤销其俸禄、焚毁其文集。果然是因果轮回。

  本书在叙述层面有一吊诡之处:明明是为蔡京立传,但蔡京本人迟迟不正面现身,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特别是著作的前半部分,蔡京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涉及他的直接史实并不多。比如文中数次提到蔡京之“奸”,但这个“奸”字,在这样一本写官场人物的著作中,似乎只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存在,或者作为一个朋党之争的说辞被当权者借用。难道是作者忽略了吗?我想不会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北宋当朝对蔡京之“奸”记录不多。其中缘由,应该不难猜测。一部《神宗实录》,成了元祐党人与新党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先后经历五次拉锯式编修,那中间经历了多少翻天覆地的篡改?而作为历史记录者本人,对宰相的记录,可信者又有几成?蔡京曾四任宰相,当朝诏令记载,他74岁时数次上章引疾告老(致仕),但实际情形却是童贯、蔡攸(蔡京之子)“软”逼蔡京交出乞致仕表章。其贪恋权势的丑态,至此才被充分暴露。这又是什么原因?

  二

  《蔡京沉浮》更有趣的,是作者以文学笔法,勾勒出一幅官场人物群像的生动素描。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把蔡京放在北宋晚期从神宗、哲宗、徽宗再到钦宗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他宛如沉浮于宦海中的一朵浪花,在时间的链条上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但作者并非仅仅描绘了这一朵浪花,而是以或沉郁或轻快的笔墨描绘了宦海中的无数浪花。作者时而运用长镜头概览海面风起云涌,时而使用短镜头细摹每一朵浪花。随着一波又一波海浪拂过沙滩,这些人物被细腻而硬朗的墨色一圈圈皴染。海浪不断涌起下沉,人物随之愈发立体饱满。可惜的是,无论这些浪花当初多么绚丽,无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因“水性”不同而或“沉”或“浮”,最终皆化作泡沫。

  首先是以故事化手法写人物,这是最吸引人的一种人物呈现方式。故事或来自于野史,或来自于传闻轶事。这些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既能补充正史资料的不足,又能增添传记阅读的趣味。蔡京的出场是从蔡氏兄弟算命开始的,其奇异处,不在于精通命理的僧人竟然大体测对了蔡京、蔡卞的命运轨迹,而在于两人不信,“旬日复往”,该僧“一如前次,无一语差谬”,这就有趣了。后来蔡京高中进士,名列第九,苏州一位名为苏琼的官妓善词,为蔡京即席作词曰:“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王殿瑞烟浮,名占甲科第九。”这种故事化野史的使用,在人物塑造中反而起到正史难以呈现的表达效果,令人过目难忘。

  蔡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书中对蔡京的外貌没有直接描写,但余杭有个擅长命相之术的杨道士曾语人曰:“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由此可想象蔡京相貌,竟比直接描写更真切了。另外,据说蔡京能仰观火辣直射的太阳,眼睛一眨不眨。此语虽有夸张,但能见出蔡京的确是一位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野史还记载蔡京有言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可知蔡京四任宰相,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歆耕本人即好书法,他以书法论蔡京之为人,可谓信手拈来,尤为精彩:“蔡京不愧是一流的书法家,他深谙手中笔墨何处该方,何处该圆,何处该先方后圆,何处该先圆后方,何处方圆兼济。他用笔看似随心所欲,却处处藏着不露的心机、锋芒、狡诈与智慧,可以柔软如羊毫,也可刚硬似铁刷。”

  其次,作者还擅于运用对照手法,抓住细节写人物,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诸如王安石、苏东坡、刘安世、范纯仁、陈瓘、朱勔、张怀素、蔡襄等历史人物群像。比如写朱勔和潘兑,朱勔靠给皇上进献巨石和桧树而得宠,其宅第被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徽宗曾用手抚摸朱勔锦袍,朱勔便将皇上的手印绣在锦袍上,处处示人;徽宗又曾用手握着他的手臂私语,朱勔便用黄帛将皇上握过的手臂处缠上,与人相见,此臂不举,以示对皇上的无限崇敬之情。徽宗的侍从官潘兑也是一个“鼻孔朝天、行走用肚皮开道”的人物,朱勔看上他一块风水宝地,二人争抢,互不相让。朱勔通过内宫线人获得皇上御笔,强夺其地,后又买通御史官员,诬告潘兑有罪,褫其官职。其无耻之形状,犹如“狗咬狗,一嘴毛”。

  还有正反对照。作者把王安石与蔡京比做一根绳子的两端,巧妙选取两人生活习惯的某个侧面对照描写,入木三分。比如,神宗和王珪看到王安石衣领上的虱子,二人“只是会心一笑,未吭声”,画面感极强。王珪下朝后打趣王安石:“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王安石听后的反应却是“一笑了之”。王安石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常常“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吃饭只吃离他筷子最近的那盘菜。蔡京则奢华无比,他爱吃蟹黄包子,做包子也要用十数个年轻娇美的婢女流水作业。如此对比之后,结果令人震惊,王安石两次任相时间相加仅5年,而蔡京却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

  第三,借他人眼中的样子间接描写出人物的变化过程。令人刮目的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更新了大众的固有认知。比如苏轼在本书中的形象,既不同于文学史中那个豪放洒脱的一代词人,又不同于林语堂笔下那个享受人生趣味的理想人物,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苏轼。去黄州之前,苏轼任性使气,表现令人咂舌。他因政见不同恶攻“密友”章惇;在“车盖亭诗案”中,曾饱受“乌台诗案”之苦的苏轼,却不能为蔡确免于因诗获罪挺身而出,反倒出了一个“滑头”主意,不禁让人大跌眼镜。65岁那年,朝廷大赦天下,他从海南北归。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的子瞻。这里写苏轼,是以老友刘安世的眼光间接描写,“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并语人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这种间接的表现手法,更能激发出读者今非昔比的感慨。

  作者在这里采用自然流动的小说叙述手法,笔随意走。笔至此,顺势写刘安世这个人物。苏轼赞刘安世“铁石人也”。作者藉此宕开一笔,写到“铁石人”几次死里逃生的奇异经历。刘安世行山中,一巨蟒与之对视,后离去。同行道是“见公来喜相迎”。章惇派人杀安世,几次三番,杀人者皆突发暴亡,“铁石人”自岿然不动。人又谓之“殿上虎”,因其不畏权臣、敢道真言。当初,司马光赏识其人品,问为何,道“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询不断,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所以相荐也”。作者道:“一个持有正确政治理念的人,未必是个善人;相反,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是恶人。”诚哉斯言!

  第四,作者擅于写普通人情,写得家常、温暖,对于历史人物传记来说,这样的手法温婉有情、可读性强,能使文字软化。64岁的王安石,病中思念女儿女婿,作诗寄小女儿曰:“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又有诗赞小外孙女曰:“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此情此景,极富代入感。

  作者塑造人物时,笔底每每充满感情。比如写蔡确,他因诗获罪,从此沉默寡言。蔡确被贬新州,只携爱妾“琵琶姐”和一只鹦鹉赴任。每唤爱妾,便敲一小钟,鹦鹉代为传呼。不久琵琶姐病死,一日蔡确穿衣,误击小钟,鹦鹉又连连呼唤“琵琶姐”。可是“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蔡确从此抑郁成疾。等到新党重新掌握朝政,蔡确已客死新州,追随琵琶姐而去。

  第五,作者擅于捕捉戏剧性冲突,在矛盾中凸显人物性格,以此揭示党争的荒诞。“借刀杀人”一节中,曾布试图调和新旧两党,屡次向徽宗引荐陈瓘。被称“道德狂人”的陈瓘却上书弹劾曾布,并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宋徽宗道:“瓘如此报恩耶!”曾布无言以对。“引狼入室”讲的是“龟鹤宰相”韩忠彦和曾布的“神操作”:在蔡京即将入京时,韩忠彦遣子到郊外恭迎,而曾布则遣子至更远的20里外迎候。双方都想引蔡京这头“狼”扑倒对方,没有料到双方都倒在了蔡京的“狼爪”下,结局令人唏嘘。

  最后是闲笔的趣味。陈歆耕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学者,他的文化随笔每每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感。《蔡京沉浮》延续了这样一种文字风格,在这本略感沉重的历史传记中,轻幽默随处可见。比如说到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姻亲关系,称其为“隐形资产”,在风向突转的政治背景下,可能又转化为“负资产”,令人莞尔。他又说,在变法阵营这盘棋上,蔡京既不是“帅”,也不是“车”,充其量只是“马”和“炮”而已。读之,仿佛听到了政坛战场的厮杀声。

  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一入土,新一轮人事变动开始。作者道:“假如我们穿越到宋代,就会看到一道很特别的风景:在各条通往京都的驿道上,车马辚辚,沿途可见来来往往的高官。有的是赴朝任职,自然是志得意满,各地方守官道口相迎送,置宴席扫尘,唯恐不周;有的是贬放外地,满腹惆怅,地方守官躲之唯恐不及。曾经的政敌,会不会凑巧住到一个馆舍里?偶然相逢会说些什么?”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一不是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扛着几个脑袋也未必能够善终。所谓的“奸”“恶”“小人”这类概念,恐怕叫最高级的研究学者来研究一辈子,最终也只能是一盆糨糊。

  三

  陈歆耕的这部《蔡京沉浮》,有时让你忍俊不禁,有时又令人掩卷沉思。这是一本能够让人变得更通达的书,也是一本让人增长智慧、思想变得更深刻的书。作者以深厚的文学功底,成功刻画了一群千姿百态的官场人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除了这些耀目的浪花,作者还浓墨重彩呈现了北宋晚期宦海的波澜、皇帝的更迭,这是蔡京等人活动的历史大舞台。诚如作者所言:“蔡京的人生轨迹,仕宦沉浮,仅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这根藤蔓可以牵出更多令人或惊诧、或唏嘘、或瞩目、或仰望、或垂泪的甜果、苦果、恶果、毒果、烂果……”

  作者在这本书中,不止启发读者重新思考历史,还为读者留下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比如苏轼临终前作《遗表》,披肝沥胆,慷慨淋漓,后因政风又变,唯恐祸及子孙友人,遂不令传于世,导致《苏东坡全集》中《遗表》缺失,给世人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更令人唏嘘的是,对于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来说,他们孜孜以求的政途,或陈腐守旧、不值一提,或一生不得志、颠沛流离,皆未能提升他们人生的高度;相反,他们无意追求的文学,却使他们名垂千古,作品成为世界瑰宝。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蔡京?作者慨叹道:“笔者常常在精明、奸诈、智慧、卑鄙、君子、小人等词语间徘徊,无法选择一个单一的词语来描绘蔡氏兄弟这样的人。”其实,岂止是蔡氏兄弟,对于穿梭于宦海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恐怕都无法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或许,只有抛却附着于生命本身的层层污垢,回到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常识和情理上来,才能够得出对一个人的基本判断。(冯现冬)

  原标题:挥洒趣笔闲情 凸现人物群像 ——读陈歆耕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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