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云驹

　　湖南西部又被称作“湘西”，是一片神奇、神秘的土地。这里被人戏称为“中国的盲肠”，盖因此地群山纵横、交通闭塞、民风彪悍。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在后世以其文脉之悠久独特而享誉天下。仅仅一个凤凰县，就有闻名全国的人文历史，如民国总理熊希龄故居、陈氏（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等）旧居、沈从文故居与墓地、黄永玉画馆等，这些近当代名人的行迹，使凤凰成为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王朝结束后进入新文化时代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微观的“历史盆景”。熊希龄、陈寅恪、沈从文、陈师曾（即陈衡恪），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国政、国学、国文、国画的代表性人物。一个“荒蛮之地”，竟然有如此多彩的人文风景，让人匪夷所思。

　　但真正能说明这个地方性格的，其实是此地的“武脉”。有几个历史之谜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征调湘西土兵赴东南沿海讨伐泛滥成灾的倭寇，这些土兵不负众望，以其骁勇善战，立下彪炳史册的“东南第一战功”。湘西土家族过“赶年”，就是为了纪念这次出征来不及过年的人。二、中央红军长征伊始，目的地就非常明确地锚定湘西，计划与红二、六军团在那里会师并再建中央苏区根据地，而蒋介石不惜代价、铁桶合围式地阻止红军挺进湘西，以至于有了惨烈的湘江之战。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害怕中央红军进入湘西？为什么当时的红军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前往湘西？三、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为什么是发生在大湘西的雪峰山会战，并且这一战是日寇的最后一次大败？日本战败投降和中国军队对日受降地之一为什么会选择湘西芷江？四、为什么在淞沪会战中，会有湘西竿军的嘉善血战？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的松骨峰战斗、上甘岭战役中，会有万余湘西籍志愿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功载史册？这些历史之谜，就是湘西的“武脉”在历史长河中的草蛇灰线。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的书写，如果没有触及这一条“武脉”，那么湘西的“盲肠”之地如何成为中国历史的“梗阻”、如何成为绕不过去的历史节点，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所以，湘西籍作家岳立功充满文学性、虚构性的湘西大历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最新长篇小说《白祭坛》（海天出版社，2021年），是他书写湘西“武脉”的重要突破和收获，也是作家的一次有雄心的写作。他把近现代的湘西置于一个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展开描写湘西男儿的铁血柔情，描写湘西的历史纠葛。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所设定的几个家族、所描写的几代人的命运以及一系列人物的爱恨情仇，塑造了若干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又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战争场面、深厚的风俗民情、地域性的民间性格、独特的地方经济状况，结构出饱满的地方历史，揭橥出湘西的历史密码。

　　湘西在多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转折时期占据着关键的战略地位，湘西武装骨子里有一种不畏外敌的拼命气概。一方面，在红军时代，它是武装割据的战略要地。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建立根据地，并且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湘西地方军与何健部、黔军及蒋介石中央军勾心斗角、巧与周旋，暗中同情和资助红军。此地山高林密，便于打游击和武装割据，虽然地理封闭，但人文历史悠久、信息交通并不闭塞，反而有着影响全国的可能性。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节节败退，最后偏安于陪都重庆，湘西成为内地和战区通往大西南的交通枢纽要道，也是大后方的重要门户，雪峰山下的芷江机场更是美空军飞虎队飞往陪都和云南乃至缅甸战场的重要军事基地。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军人在抵御外侮时展现出强烈的爱国血性，兼有骁勇善战的勇猛、果敢、机智，无论是嘉善之战、长沙会战还是雪峰山会战，湘西竿军都迸发出同仇敌忾的牺牲精神。作者在小说中写到，嘉善之战后，沈从文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参战湘西军人付出数千人性命与日军鏖战的赞颂，令人深深感动。中日决战，湘西终于成为止住日军侵略步伐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小说并没有回避湘西地方军队的“匪性”，也深度描写了湘西地域的匪争、内斗、世仇，真实呈现了地域人格的复杂性、狭隘性和好斗争胜性格，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又可以抛弃前嫌、一致对敌，其性格发展具有历史和道义的逻辑，也展示了民族性格的可塑性。

　　小说以地方性视角和地域性书写，既实现了对大历史的观照，也彰显出鲜明生动的地方特色。整部小说的语言充满湘西方言韵味，俗语、俚语、谚语信手拈来，湘西风土人情、民俗民歌满纸洋溢。即使写到竿军远离乡土在外地征战，也是充满湘西乡土民间意味，读来别致有味。总之，这是一部韵味绵长又意味深长的小说力作，是一部关于湘西秘密的厚重、饱满、丰富、深刻、深情的文学书写。（向云驹）